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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视觉音乐的视觉性表征 （一） “音”与“色”：联觉效应的符号象征 视觉音乐亦称为“色彩音乐”（color music）。阿恩海姆认为，在具有共同的表现性质（比如冷与暖、强烈与温和等等）的基础上，颜色和声音之间的确存在着从知觉上令人信服的对应。可见，人类具有艺术审美的“音”与“色”对应关系的知觉力与判断力。这可以通过当代艺术家谭盾的“音乐视觉”钢琴装置艺术的案例分析得以阐明。 2005年，《谭盾音乐视觉2005》以“解体——重建——再生”为主题的钢琴装置艺术展览在上海沪申画廊举行。谭盾通过收集废弃的钢琴，拆除它们残缺的零部件和朽烂的木头，保留钢板和钢弦的“内脏”，并将这些堆积的“废墟”重新设计、组装、涂色，建造出可由人或电脑MIDI系统演奏的“视觉音乐雕塑”（visual musicsculpture）（见图1）。  ▲ 图1：电脑MIDI系统演奏的“视觉音乐雕塑” 谭盾的钢琴装置艺术的创作理念一方面为当代艺术表现的多元化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则承袭了彩色风琴的“音——色”对应原理。早在1737年，法国牧师卡斯塔尔（Loius BertrandCastel）发明了彩色风琴。1893年，英国画家雷明顿(Alexander WallaceRimington)利用灯光投射的照明技术进一步改良彩色风琴，从而实现音色对应的呈现方式（见图2）。1915年，俄罗斯象征主义作曲家斯克里亚宾（AlexanderScriabin）创作了“通感交响曲”《普罗米修斯：火之诗》，该乐谱上标示了音名与颜色对应关系（见图3）。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电子高科技的发展，彩色风琴逐渐被调节声、光、色的电子“调光器”（light organ）所取代。  ▲ 图2：音色对应的彩色风琴图例  ▲ 图 3 谭盾把彩色风琴的传统理念运用于废弃的钢琴，并把钢琴的琴键按照音与色的联觉效应进行涂色加工，设计出了独特的彩色钢琴装置艺术。因此，从18世纪的彩色风琴到如今的彩色钢琴装置艺术，音与色的对话以及各自符号的象征性关系（见图4）已经历经了3个多世纪的探索。彩色风琴的每一段历程中的视觉性呈现就如同历史学家对历史遗迹的探索与发现那般，给研究视觉文化和视觉音乐的学者带来诸多惊喜与期待。  ▲ 图 4 （二） “音”与“形”：抽象形式的和谐对话 康定斯基认为：“艺术必须从音乐中汲取养料，音乐中的每一处和谐与不和谐的音符都是美的，因为它们源自内在精神，而且只有内在精神才是它们的唯一住所。”事实上，康氏所表达的音乐精神与视觉形式的逻辑关系不仅是“内在与外在”（inner—outer）的关系，还意味着“什么与怎样”（what—how）这一深层问题的哲学思考。在他的作品里，音乐与视觉形式异乎寻常地达成了完美的和谐——统一于内在精神的音乐之和谐。想必这是对黑格尔提出的“绘画最根本的特征是（表现）‘爱’。”这一观点所做出的最强而有力的新时代的回应！我们可将视线聚焦于他的视觉音乐作品《构图8号》（Composition VIII，1923）（见图5）  ▲ 图 5：康定斯基的作品《构图8号》 《构图8号》不同于康氏早期的浪漫式风格，而是以抽象的几何图形呈现出来，各种几何形状以内在的暗示力量（inner suggestion）共同构筑一个动力性的、有机的视觉生命形式。若从音乐文本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从中不难听见瓦格纳的“主导动机”、德彪西的精神性和谐、勋伯格的无序对抗以及斯特拉文斯基的诡异狂野……康定斯基不愧为“视觉音乐家”！对此，萨德勒（Michael T. H. Sadler）中肯地作出评价：“康定斯基是在画音乐（painting music）”。他的抽象绘画作品掀起了视觉音乐的浪潮。蒙德里安的《百老汇爵士乐》(BroadwayBoogie-Woogie，见图6），曼·雷的《管弦乐曲》（Symphony Orchestra ,1916），保罗·克利的《新和谐》(New Harmony, 1936)、《复调音乐》(Polyphony,1932)等无不深受这位视觉音乐大师的影响。  ▲ 图6：蒙德里安的《百老汇爵士乐》 （三） “音”与“像”：同构关系的拟态表征 20世纪以来，摄影术、电影和数码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视觉音乐在影像传媒领域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彼得·基维认为，“自从摄影机和投影仪发明后，我们就有了视觉音乐；动画制作技术与录像技术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可能性。在20世纪，人们走过了一段相当长的实验历程，在音乐中使用一连串完全抽象的非具象图案与色彩，简直被描述为‘为眼睛而作的音乐’。”基维所说的“视觉音乐”就是动画电影音乐。 20世纪初期，瑞典先锋派艺术家维京·埃格琳(Viking Eggeling)的作品《对角线交响乐》可谓是开了电影史上“视觉音乐”之先河。在这一颇具结构主义特点的抽象影像中，动力性的音乐节奏与抽象的几何图形交相辉映而形成音乐的拟态表征。这些几何图像把纯粹的形式结构（音乐节奏与几何图形）作为整个系统的一部分共同构建影像。戏剧设计师、理论家基斯勒（Frederick JohnKiesler）说：“《对角线交响乐》是我所认为的最好的抽象电影作品，它尝试在电影媒介中发现时间进程中系统的基本原则。”此外，奥康诺（Louise O’Konor）评论说：对于埃格琳来说，音乐从来不是作为听觉元素构成电影的完整部分，他旨在设计一套与音乐形态可以比拟的视觉构图系统。”这一同构关系的拟态表征则使《对角线交响乐》成为最复杂且具有美学价值的早期抽象电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