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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至1946年，杨荫浏在重庆青木关音乐院任教。其间，杨荫浏在1942-1944年的《乐风》杂志上发表了《国乐前途及其研究》④，文中有一段话，虽不指名道姓，实际说的就是田边尚雄： 在本国有人准备囫囵接受西方整个的音乐文化的时候，不远的邻邦，倒抢先一步地研究我国的国乐，并且略略拗曲了一部分事实，以加强它东亚文化主人的荒谬论点。 这段话，也是现今见到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最早的批评。 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外来说” 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外来说”，可以说遍布在该书前后的许多地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音乐源于中亚 ……中国民族，为太古居中亚细亚东南之黄色人种，东进而移入黄河流域及扬子江流域地方而建国者，与由中亚西亚进之黄色苏美尔人，在太古实有密接关系。因汉民族之思想，与苏美尔人之思想，有共通点，故其音乐之基础，完全一致。(第二章第三节⑤) 中国民族之音阶，采用五声即五段音阶者极古，恐当原始时代，或彼等居原住地时，与苏美尔人共同用之者。此种原始的五声音阶，古代及未开化人屡屡见之。(第二章第三节⑥) (二)中国乐器多属“外来” 1.琴瑟之外弦乐器均从西方传来 ……再就丝属之乐器说明之。即琴与瑟二种，为中国古代国民乐器的代表。其他种类之弦乐器，皆自秦以后，由西方输入。(第二章第三节⑦) 2.笛从西域传来 纵吹之笛名曰管，特用二枚相并者。此与古代埃及等处之复笛相似。…… 纵笛之一管者，名篴及籥。篴长，古有指孔四，汉京房加一孔为五孔。籥短而有三孔，皆周时所行者。此种乐器，殆与管系古代由西域入中国者。(第二章第三节⑧) 3.“弦鼗”源自西亚 秦从西域所得之新乐器，尚有与后之琵琶有关系而最有名者，即为弦鼓。杜氏《通典》云：“杜挚曰：秦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此种乐器，通常称为弦鼓。所谓弦鼓者，即如前述，美索不达米亚之弓形哈铺，张以羊皮于胴，变化而为三弦之形，入于埃及，乃有羊皮胴之那尔夫。此之种类，波斯大流士王以后，盛行于波斯，纪元以前，胴作圆形，张以兽皮，附以细长之柄，张弦数条。(波斯多用三条)当亚历山大帝国时，由波斯传入西域，流行各地。秦之百姓于长城之役，见其简单形状而模仿之；于平面鼓上插以棒，宛如鼗形，张弦用之，依所象形，名为弦鼓。行于秦末汉初，故又称秦汉子。(第三章第三节⑨) 4.弓弦乐器起于印度 用弓所奏之古乐器之一，名拉瓦那斯特隆，相传距今五千年前锡兰岛王拉瓦那所发明。即使不然，谓弓乐器为印度人发明当不为误。……又拉瓦那斯特隆最简单之种类，殆与中国胡琴之称为ur-heen者相一致。此物有二弦，腹部乃木之小片而中空者，张以蛇皮。此非中国古代所有，乃佛教入中国以后，(即自纪元二三世纪后自印度及西藏次第移来者)后遂入于日本。(第二章第二节⑩) (三)隋唐音乐在中国已佚灭无存 以上系就唐乐传入日本之主要者述之。在中国则隋唐之乐，今皆佚灭无存；而日本今尚传存之。故欲研究隋唐音乐之性质，至日本方面考之殊为便利，兹详记之。(第三章第三节(11)) 由于田边尚雄当时在日本、亚洲民族音乐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他的“中国音乐外来说”不断地影响着后来的学者。林谦三(1899-1976)和岸边成雄(1912-2005)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关于“弦鼗”的研究，林谦三《东亚乐器考》说： 有人相信古来琵琶(秦汉子)出于弦鼗的传说——魏杜挚说，以为鼗(摇鼓)匡为槽，柄为颈而张弦；琵琶的渊源是这么一个乐器。盲从《乐书》“奚琴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之说。可是弦鼗与琵琶，以乐器论，有着根本不同之点。这种传说，乃是见到新乐器的形态远离中国向来的弦乐器，外形象是鼗之张有弦者，而编造出来的俗说。乐器的进化上是不可能有这样演变的。因之，虽说后世所谓弦鼗的乐器在唐代已经实际存在——见《乐府杂录》，终究还是后世的产物。由《乐书》说奚琴与弦鼗之形似来揣测，或者弦鼗倒是奚琴的一种变种也未可知。然而在秦汉之古时，中国已有弦鼗，怎么说也是不能想象的事。(12) 又如关于弓弦乐器的起源，林谦三《东亚乐器考》说： 但是，无论是波斯，或是阿拉伯，再往上溯，就什么都不明白了。因此，求弓擦的起源于印度之说，依然还是不能废弃的。…… 如此说来，终于哪里都找不到弓擦法的起源，而只好归于印度吧。(13) 田边尚雄把中国音乐看成是来源于中亚，又把大部分中国乐器看成是外来的，并一直推向中亚或西亚，轻视和否定中国本土的音乐。他们研究中的偏向和错误，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中国的文献史料之外，也和当时运用人类学“传播学派”方法有关。 欧洲人类学“传播学派”的方法产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学者格雷布内尔和奥地利学者施米特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的是“音乐文化圈论”。俞人豪(1946-)教授在《王光祈与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一文中介绍“音乐文化圈论”说： 它的基本观点是：人类及其文化的历史没有任何重复性，在不同的地方两次独立创造同样的事物是不可能的。它把当代各民族多种多样的文化因素在世界各地的空间分布解释为一种或几种文化千百年来不断扩张的结果。其扩张方式为：从一个或几个人类古代文化发祥地出发，向外作同心圆波浪式运动。而这种文化圈最古老的圆心被假设在西亚幼发拉底和第格里斯两河流域，或北非尼罗河河谷及三角洲地带，换言之，即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埃及这些古国的所在地。(14) 田边尚雄在他的《中国音乐史》中也申明他运用这样的研究方法： 地球上人类之发生，在距今数十万年乃至百余万年以前。其发生也，与其谓为各处起于同时，宁谓起于某处者。(15) 并且按田边尚雄的说法，这个“某处”，即是所谓的“印澳大陆”： (接上文)其发生地为印澳大陆。即太古时代，澳洲与印度及阿非利加之东边，联络成一大陆，人类即发生于此地，在此大陆陷没为印度洋之前，已渐次移动，主要移向西北及北及东北方面。其间分黑人种、黄人种、白人种等。(16) “传播学派”的这种文化起源“一元论”的弊端，在后来的研究中逐渐被人们认识。人类学家海涅·格尔德恩(1885-1963)评价它说： 所谓传播主义并非是必须遵循的教条，而是适合于解释文化的某种现象的一种方法。不应该把所有现象牵强附会地解释为传播的结果。但在照顾到事实的前提下，用传播说可以说明的地方就应该用此方法加以说明。(17) 从学术方面讲，“中国音乐外来说”的主要根源在于当时人类学“传播学派”的思想方法。(18)在这样的学术方法下，有的史实便受到了“拗曲”。金文达(1919-1999)教授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中史料的偏向性有这样的评述： ……该书的第二个令人遗憾之处，在于有很多结论不是以中国的文献为依据，而是以日本的文献(如《大日本史·礼乐志》、《乐家录》、《教训抄》、《体源抄》等，以及朝鲜、印度等国家的音乐史料)为依据而得出的。因而往往出现并不符合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现象。对隋唐宫廷燕乐曲的考证尤为突出。……(19) 由于“传播学派”的文化圈理论提出“东亚文化圈”(包括东亚音乐文化圈)，这和当时日本政治上推行的“大东亚文化”有某些契合之处。这样的学术研究和这样的政治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在政治社会的背景下，为政治服务和利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