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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得失，唯后人思之 田边尚雄作为20世纪初研究亚洲音乐的早期音乐学家，他的亚洲音乐、中国音乐的研究影响是相当大的。1923年他曾应邀在北京大学讲学，题为“中国古乐之价值”，由周作人(1885-1967)担任翻译。(43)同年，田边尚雄在上海聆听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演出后，称这个乐队是“亚洲第一交响乐队”(44)。他撰写的《孩子们的音乐》、《生活与音乐》(45)，20年代曾由丰子恺(1898-1975)翻译介绍到中国等等。但是，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大东亚音乐”政治倾向是存在的；他的“中国音乐外来说”，以及它在林谦三、岸边成雄研究中的影响，也都是存在的。前引日本学者植寸幸生文章又叙述道： 1941年，日本《东亚的音乐》唱片选集发行，其解说的文字由田边尚雄执笔。1943年，田边尚雄在该解说文字的基础上出版了《大东亚音乐》小册子，内容包含满洲、中国、蒙古、爪哇、巴厘、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46) ……时逢“大东亚共荣圈”的提倡逐渐正当化，田边尚雄积极应和这一提倡，在其1940年的著述中开始出现“大东亚音乐”的用语。(47) 然而，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对中国古代音乐日本音乐、以及亚洲其他地区音乐的研究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述，在中国、亚洲甚至是世界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也因此得到了中国学界相当高的学术评价。1984年上海书店重印了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陈清泉译)，1998年商务印书馆又重版。林谦三的《东亚乐器考》，钱稻孙翻译的中文版1962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1996年再版。岸边成雄的著述(论文和论著)也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来。上世纪90年代，黄翔鹏先生的硕士研究生高兴，他的硕士论文题即为《简论岸边成雄先生的唐代音乐史研究》，文章开头即说明： ……学术界自本世纪以来随比较音乐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东、西方学者，如岸边成雄、林谦三、劳伦斯·毕铿等，克服了语言、民族心理等方面的障碍，在唐代音乐研究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可惜由于较少地得到翻译介绍，我们国内音乐学界知之甚少。为了吸收他们的有益经验，克服我们在学术信息方面长期形成的闭关自守的弱点，改进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故对日本著名学者岸边成雄的唐代音乐研究试作探讨。(48) 2005年岸边成雄逝世，国内著名音乐学学者王耀华(1942-)教授撰写了《岸边成雄先生的音乐学研究》，文章全面、高度评价了岸边成雄的研究成果，称他是“东方音乐学界的先驱和泰斗”(49)。 回到1944年杨荫浏在《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对田边尚雄的批评，其时抗日战争尚未胜利，杨先生的话既指出了他的《中国音乐史》中“拗曲了部分事实”，也道明了该书的“大东亚文化”的政治倾向。义正词严，无可非议。 再回到文章开头杨荫浏所说的“我在自己的音乐史著述中一般不引用他们的材料，这表示了我的严肃态度，也是我的民族自尊的一种心意，他们应该原谅”。这段话可以说是国内五六十年代社会背景下的学术思想。其时，国际上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激烈，新中国建立后的民族文化正在不断高扬；日本侵华的历史阴影还远远不能在中国人心灵上散去。杨荫浏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表达出一种政治的和民族的态度，也不为过。而且杨荫浏又说：“(日本)保存的中国古代音乐资料，假古董不少，我们要严防上当”；“日本的琵琶、笙的演奏水平较低，我们须心里有数，不能盲目。”这是在告诫后学：在对待日本的中国古代音乐资料、日本的琵琶和笙，要保持一种冷静和清醒的态度。杨先生或许不知道他的这次讲课会是“最后的课”，但至少，在杨先生的学术思想中，这是一件不能忘却的事情。 杨先生去世后的第三年(1987)，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郑珉中(1923-)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发表了《论日本正仓院金银平文琴兼及我国的宝琴、素琴问题》一文(50)。文章对日本正仓院的国宝“金银平文琴”——这张历来被日本学者视为从中国唐代流传过去的“舶载品”(岸边成雄1983年来华讲学时称之为“真正的唐琴”(51))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作者认为： ……在形制方面、在髹漆工艺方面、在铭文腹款方面、在装饰风格方面，皆于我国的制作不甚相合。它应该是日本人依据我国“宝琴”的特点所制造的，而不是中国人的制作，所以才发生了日本有相似之作，而为中国所无的现象。 也是在这一年，金文达教授开始针对日本雅乐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52) 一点余绪 新中国建立以后，田边尚雄曾几次来华访问： ——1951年，田边尚雄率日本音乐家代表团访华。(53) ——1956年，以田边尚雄为团长的日本文化人士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国内文化界人士的热情招待。(54) ——1982年，田边尚雄之子田边秀雄(1913-)来北京登门拜访杨荫浏。(55) ——2003年，田边秀雄向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捐赠一批音乐图书和唱片。据有关媒体报道，这批资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图书中还有不少是明清时期的珍贵版本。(56) 联系前述史实不难看出：新中国建立后，田边尚雄在访华的同时，并没有改变他“隋唐音乐在中国已佚灭无存”的观点；杨荫浏在接待日本音乐界人士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 20世纪过去了，老一辈的音乐史家都已作古了。当年的热情洋溢、当年的慷慨激昂，都已经付诸东流。留下的是白纸黑字的历史证据，它静静地告诉了后人这一段不平凡的音乐史学史。音乐史学的发展自有它的客观条件，音乐史家难以摆脱复杂的政治社会和人文时代的种种影响，学术研究往往和社会政治倾向交织在一起，甚至难以扯开、分离。但史料的偏向和不实、研究方法的偏差，是导致学术本身偏离科学性的根本原因。 两千年前，“不虚美，不隐恶”的古代史家司马迁的史学风范，早已为学界树立起楷模。如何书写历史，曾是前贤们深思的问题，今天，它仍然是后学们不断思考、进取的问题。 音乐史学史留给后人的既是经验，又是教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