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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自然是书法理论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字的象形性对后期的理论建构影响是深远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古代中国文字的象形性，还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象形性绵延不绝地使用及其对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语言文字是把面前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看的一套话语系统，每一种语言和文字都以一种既定的方式来描述和划分宇宙，使生活在这套话语中的人学会语言文字时就自然地接受了它所呈现的世界……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长期地延续使用，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是一套纯粹而抽象的符号，中国文明的连续意味恰好就在这里。”[18]中国书法一开始便与自然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自然赋予书法以形态、生命及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同时自然的法则也为书法理论的建构提供范式和参照。从文字的创造到书法典范的确立再到书法理论的建构，是在不断地观察自然、感受自然、体悟自然的基础上完成的。概括而言，自然审美在书法理论构建中以两种方式得以体现，一是自然的形、色之美，即自然表象在书法中的体现；二是自然的秩序之美，即自然的规律性在书法中的体现。前者是表层的、形象的，后者是深层的、抽象的。 但作为现实活动，文字的起源与形成、书法的兴起与成熟都是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理论建构只是一种思维活动，由生动的直观到理论的抽象，要经过很多环节。在文字与书法理论构建中，对自然的观察与借鉴并不一定都是直接的经验。例如，在文字起源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易》理论是其导源，文字理论只是对此前现有理论的借用。晋人不厌其烦地用大篇幅文字对书法和自然作比，显然也借鉴了“玄学”而构筑书法自身的理论体系。此时的书法理论毕竟还处于酝酿阶段，这种以物喻书不如说是对自然的熟稔与歌颂。唐以后，书法理论有了更多的范畴和论题，前人作品、刻苦训练、自身修养、真伪流传等成为书写、创作、理论构建的主要内容，对自然的观察与体悟并没有先前那般热情了，出于自然的理论逐渐边缘化，即使被提及也是远绍前人而并无新意，最终没有发展成系统的理论。 所以，自然审美在书法理论建构中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作用。魏晋的以物拟书，书法理论的建构对自然还是一种依附关系或者是平行类比。唐代，由自然物象而感悟书法、由自然秩序到艺术秩序，人类主体性作用得以凸显，自然秩序、人类情感已成为理论建构的中心，此后书法更是走向传神写心，自然的作用也由显而隐。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首先，以自然形体比拟书体主观性很强，批评者或者联想过当、离奇，或者比拟牵强、杂陈，使欣赏者不知所云，从而缺乏普遍的理论意义。其次，面对书体和个人风格的多样化，自然形象在描述中势必会力不从心。比如，篆书和草书的形象应该有很大差异，但以自然比拟却难以区分。再次，单一的自然理论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技术性要求。后期书法理论最终会摆脱对外在的依附，而在内在术语体系中完成。 另外，依附自然理论的汉魏六朝书法，其体势或为宽博，或为生动，或为流便，大自然生生之美尽显其中。唐宋以后，书法理论与创作摆脱对自然的依附，早期书法中那种龙腾虎跃、朝气蓬勃的精神不复存在，书法创作走向技术的末流，时常为程式所窒息，这确实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