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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为文本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以上这种结构主义分析最繁盛的时代。尽管民族音乐学家继续将音乐视为社会行为和文化形式，他们对于同源性和相关性的研究被后结构主义倾向所截断。后结构主义排斥在音乐、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静态相关性，他们更喜欢通过音乐表演，研究社会文化意义中的动态音乐产物。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进步，从音乐“反应”文化的观点转向了音乐可以生产文化。在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1926-2996)的解释人类学和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的现象解释学影响之下，这一流派的民族音乐学家把音乐的意义和音乐表演作为文本来解释和解读。这种解释方式是尽可能多地把焦点放在特殊行为的文化动因、意义和系统寓意上来进行解释。 关于把音乐视为文本隐喻的最早和最清楚的例子是一项关于美国音乐学院中音乐生活的研究。(13)研究者将学生独奏音乐会，一种典型的获得学分的方式，解释为一种展现美国个人主义的提喻，一种仪式化的表演，用以证明学生的专业潜力，或者曝露他们没有表演天赋，还不具备专业音乐家的素质。这种把焦点放在个人才能和专业生涯潜能的评估上的思维方法是“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其中在才能和潜能上的认知是如此的普遍，几乎具有了神圣的性质；这样，便使得独奏音乐会仪式化了，具有了信仰和价值表达方式的本质。“一场独奏音乐会是个人祭祀中的一种仪式……在这样的祭祀中，音乐会作为仪式的继续，其连续性的功效要求一些人，但不是全部人，能够获得成功。”这样的仪式需要给予生活一种能够认可个体性的文化系统，“个体主义的文化价值不是……空无的，而是通过仪式行为产生和重复产生而出的”，独奏音乐会是这种文化系统中许多这样仪式中的一个。因为这样的研究是处在所谓的我们自己的文化之中的，所以，很容易理解这样的解读方法与演员们自身来解读自己的行为是不一样的。然而，这样的解释没有对所要研究的文化系统的深刻理解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能够形成这样有信心的理解的关键是通过田野工作，在文化之中的长时间浸泡。 音乐作为符号体系 民族音乐学关于音乐意义的研究与历史音乐学和音乐理论领域的思想直到最近仍在争论。这些领域的学者们对音乐与语言之间的区别念念不忘，但是在语言中，讲英语的人对像“树”这样的单词的含义有着极大的认识上的一致性，而对于音乐的含义，即便是在很小的程度上也没有这样的认同，这样便导致他们得出结论：音乐没有含义，或者至少没有共享的含义值得去讨论。民族音乐学家们知道，即使我们在音乐中永远找不到与“树”相同的概念，但是我们能够观察，人类经常像赋予另一些文化形式，如衣服、食物和肢体语言以某种含义那样来赋予音乐特点和音乐表演以意义，这些含义经常是从不同的历史和社会的定位来赋予的，所以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或者不同的时间其意义也不同。 这些有关音乐含义的不同观点中所包含的问题被佩斯(C.S.Peirce)的“符号学”研究所阐明。佩斯区分了三种形式的符号：象征符号(symbols)、标识符号(indexes)和图像符号(icons)，每一种依据不同的逻辑来运作。语言使用象征符号，这些符号，“是通过语言的定义来和它们的客体相关联”。象征符号“对于在某种程度上可预知的交流来说具有最大的潜力”，是音乐分析和音乐学解释的基础。然而，托马斯·图瑞诺(Thomas Turino)却认为符号使我们远离了直接的音乐体验。符号不是音乐含义的核心，它们无法解释人们为什么能发现音乐具有如此的含义和如此的动人。(14)他指出，标识符号和图像符号作为不同类别的图形，它们在一种直接的或无中介的方式中对音乐体验进行解码。 一个标识符号是一个图形，指向一个客体，当与一首特殊的作品或实践相连时，或者与其他的事件同时发生时，它便在音乐中出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一首国歌，具有爱国的内容，在政治场合演奏。很快这首国歌便成为了共享的爱国主义的象征，每当它响起时，就会引起爱国的情感，比如运动会比赛前，甚至当它只是由器乐演奏，而无歌词时。这样的例子表明通过共享的集体和个人的体验而产生的共享性的音乐意义的可能性。正如个人的或个体的标识符号对于音乐体验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歌曲”现象作为一个经典的案例，是一首被两个相爱的人分享的歌，一首“标识符号”的歌，即便爱已不在，激情已冷却，此歌仍然能够产生很强烈的感情。 图像符号是一种图形，在某些方面与其所代表的事物有某些相似性。宗教的图像符号或宗教绘画，把一个三维空间的人用二维的平面来表现，可称之为宗教化的图像符号或绘画。常见的音乐图像符号包括用笛子来模仿鸟的歌唱，用上升曲调表现快乐或者升入快乐的世界，用下降曲调表现坠入地狱，如果用夸张的即兴来代表一种图像符号，表示个人的自由或个人战胜整个系统的胜利。如图瑞诺所强调的，对音乐图像符号的解释有时候依靠于听觉的体验；但是，有些时候，如当人们听到以前曾经听到过的熟悉的曲调时，如果把该曲调当作一种图像符号，它使听众感觉到自己是制造该音乐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一种有助于个人认同感的想象行为，而且引发出对此认同感的强烈的感情。当标识符号(indexes)直接与个人体验和现实“直接相连接时”，“图像符号(icons)便给我们打开了可能性与想象力的空间”。 图瑞诺得出的结论是，音乐“包含着直接情感和体验的图形”。(15)音乐可以像语言那样解释出含义，但是，它终将是一种不同于语言图形的音乐图形体系。音乐除了具有创造性意义之外，对人类还有另外的一些重要意义。 当人们采用象征性的符号化思维来思考问题和采用象征性的符号化方式(如同在使用语言时的情况)来进行深刻的感情和体验的交流，这时候，感情和真实的体验便消失了，我们无法被满足。这是因为我们转移到了更高层次的媒介，一种广义的交谈模式，离开了直接情感和体验的图形。“象征符号”……达不到情感和体验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音乐之原因。 另一个使得音乐有如此丰富的潜在含义的因素是音乐作为一种符号，其在本质上所具有的复杂性。音乐作为符号具有很多元素，每一种元素可以作为一个图像符号或标识符号均带有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之间或相互支持，或相互抵触。音乐的元素包括旋律、节拍、节奏、乐器音色、声部、速度，多个旋律或节奏相互交织，构成不同织体和和声等等。一种现代保加利亚的后社会主义的音乐种类叫作“流行化民间音乐”(popfolk)，它使用不同的音乐元素，构建一种复杂的符号，用来标明对想象中的认同感的追求。合成器、架子鼓和电吉他产生了扩音化的音响背景，成为一种全球流行音乐的现代形式的图像(外象)符号。在音乐符号中，这个元素使得该音乐品种的保加利亚音乐爱好者们将自己视为一种现代人，一种能与世界文化接轨的人，因为在世界文化中这种音乐无处不在。歌词是保加利亚语，有时会加入风笛等保加利亚传统乐器，强调了该音乐品种中的保加利亚元素，以便与保加利亚国民性的身份认同建立一种联系。该音乐的一些最好的音乐家和歌手都是诺玛人(Roma)，所以这种音乐特别强调单簧管和萨克斯的独奏，用自由性的节拍和节奏符号化地体现出了诺玛的和土耳其的音乐风格与音乐类别，有助于创造出一种认同感，认可甚至庆祝保加利亚的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以及保加利亚与泛欧洲化世界的不同。该音乐品种中的这些交错的和具有冲突性的音乐标识符号(indexes)引起了非常不同的情感反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音乐是音乐含义的和音乐情感的如此有力的承担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