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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粤语片是香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到蓬勃发展，一直是香港地区电影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对象。通过考察粤语片在香港本土的发展脉络、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主要观点，可以梳理出香港地区粤语片研究的基本面貌。 【关 键 词】粤语片/粤语片研究/香港电影学术 【作者简介】陈犀禾(1949-)，男，上海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影视艺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谈洁，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上海200072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2.03.003 中图分类号：J9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12)03-0031-16 粤语是香港人的本土方言，至今仍是香港地区使用人数最多的口语。早在有声电影诞生之初的20世纪30年代，香港电影中有的影片就使用粤语，显示了香港电影的独特性。其后，香港凭借电影工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及地区华侨都讲粤语所形成的庞大市场需求，很快便成为粤语电影的制造工厂和粤语电影文化的核心地带。粤语片以作品数量众多、风格迥异著称，1947年至1973年间，香港粤语电影超过了3500部，平均每年的产量超过150部，一度出现粤语片黄金时代。香港制片业中的国语、粤语片此消彼长，使香港电影放映市场形成西片、国语片、粤语片三足鼎立的局面。总之，粤语片在香港电影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视作香港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历来也多为香港地区电影研究所关注。 香港地区粤语片研究从整体上来看有三次阶段性的研究热潮。第一次研究热潮始于抗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由于上海电影人的南下，香港电影理论界的格局发生了结构性变动。南下香港的上海电影人把战前的“新兴电影运动”、“上海经验”、“进步电影”等思潮及电影观念输入到香港电影的理论批判当中，并对香港电影的创作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蔡楚生、费穆、夏衍、吴楚帆、卢敦等人为代表的电影人来到香港后，以内地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视香港电影。他们从当时主流理论的角度，在坚持“文以载道”传统的同时，以时代使命为己任，将电影作为开启民智的教育工具，要求电影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服务，注重影片传递的思想内容与意识形态，积极倡导相对左派的艺术观。因此，他们对当时香港制作水准低下的粤语片泛滥状况进行批评，并抵制香港电影界的陋习和不健康的作风。在这一思想驱动下，香港《文汇报》的《影剧周刊》、香港《华商报》副刊、《舞台与银幕》周刊、香港《大公报》的《影·剧》周刊和《电影论坛》月刊先后成为左翼知识分子在香港的主要理论阵地。50年代出现的集体影评如“七人影评”、“粤片集评”以政治意识为基调，倡导以政治、艺术的尺度来衡量粤语片的优劣，在香港影坛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促使了“华南电影运动”与“粤语电影清洁运动”相继开展，以及中联电影公司(简称“中联”)、新联电影公司(简称“新联”)等重要粤语电影制作公司的成立，并对四大粤语片公司的运作产生了直接的重要影响。 第二次研究热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直接起因是香港国际电影节的设立。第一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开幕便举行粤语电影回顾展，随后出版了《五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展》(1978)回顾特刊。次年电影节又出版了《战后香港电影回顾》(1979)。其中，林年同先生的两篇文章《五十年代粤语电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与《战后香港电影发展的几条线索》为粤语电影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篇纲领性的文章先后被收入《中国电影美学》和《林年同论文集》，其观点至今仍被学界频频引用。香港国际电影节回顾专题包括又陆续出版的《六十年代粤语片回顾(1960-1969)》(1982)、《战后国、粤语比较研究——朱石麟、秦剑等作品回顾》(1983)、《粤语文艺片回顾(1950-1969)》(1986)、《粤语戏曲片回顾》(1987)，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展开对五六十年代粤语电影的多项研究。围绕每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回顾专题，香港电影学者的研究较为宽泛，方法多样，虽难成体系但不乏真知灼见，并且在资料收集上也有收获。 第三次研究热潮始于21世纪初。香港电影资料馆自20世纪90年代末成立后，香港地区电影研究有了新的格局与重大发展。有系统、有计划、有步骤的研究开始形成，在2000年之后研究成果相继涌现。香港电影资料馆出版了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关于粤语电影研究的有《南来香港》(2000)和《楚原》(2006)，专题书刊则先后出版了以公司史研究为主的《现代万岁——光艺的都市风华》(2006)、《文艺任务新联求索》(2011)、《我为人人中联的时代印记》(2011)，以作者研究、明星研究为主的《任剑辉读本》(2004)、《故园春梦——朱石麟的电影人生》(2008)等。工业史研究以“光艺”、“新联”、“中联”公司的研究最多，导演研究以楚原、李晨风、李铁、左几等研究最多，文学改编特别是戏曲编剧以唐涤生研究最多。香港粤语片研究会于2011年8月12日正式成立，成为香港地区研究粤语电影的专门组织，他们以影人访谈、文献重刊为先头，配合专题座谈会的形式，辅以电影评论，至今已经举行了三次主题座谈会，分别以粤语片、李铁的改编艺术及“中联”为题。他们的研究，无论是历史梳理，还是理论批评，都更为详尽、细致，也更具有针对性，这都将有助于厘清粤语片的发展面貌，重新评价粤语片在香港电影史乃至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 总体来看，香港地区粤语片研究的特点是以粤语电影历史为主体，以文学评论和政治批评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公司、导演、明星为主要对象，与类型电影、作者论的研究理论相结合，以电影节专刊/专题、评论文章、口述史为主要形式，形成了一种既分散又统一，既单向度又多层次，既倚理论又重批评的复杂多面的研究形态。下文将从粤语片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来考察粤语片研究的发展变迁。 一、粤语片的界定 粤语片(粤语电影)，简单地说是一种方言电影，以粤语发音的电影。粤语是一种属汉藏语系汉语族的声调语言，在中国广东、广西、香港、澳门和东南亚以及北美、英国和澳洲华人社区中广泛使用。蔡楚生在1949年1月28日《大公报》上发表的《关于粤语电影》一文是一篇树立粤语电影存在合理性的文章，该文指出：“一个地方的方言是由长远的人文地理所形成的，粤语已有着这样悠久的历史，决不是一旦可以同化，也绝不是短期间所能消灭的。……作品要求普遍深入，首先，就必须掌握大众所懂为大众所能接受，与在他们听来是那样亲切的方言的这一武器，所以我们必须异于等于‘不要人民’的正统派者的看法，而肯定粤语电影存在的价值。”[1]文章除了肯定粤语电影的价值外，还呼吁电影工作者要兼顾市场与艺术，以优秀的制作为粤语电影注入新生命。这篇文章对粤语电影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为粤语片正名，还直接促进了同年的“粤语电影清洁运动”，以及后来的合作社、兄弟班乃至“中联”的成立。林年同先生写于1978年且被广泛转引的重要文章《五十年代粤语电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134开篇就提出了方言电影的问题，肯定了作为方言文艺这种样式的粤语电影是有它的特殊价值的。 香港粤语片其实不单单是一种方言文艺那么简单，它还有着更为多重的限定。从字面上理解，所有用粤语对白的影片都应该是粤语片，然而，香港学界则达成共识，将其定义在一个比较严格的时间范围内，特指二战以后，即20世纪40年代(或者具体为1946年)至70年代(或者具体为1972年)出产的粤语发音电影。用舒琪的话来简单概括，就是“香港(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影片”。根据香港粤语片研究会的界定，是指“从二次大战后开始，迄1972年在香港生产、以广东话发音为主的电影”。② 香港地区关于粤语片的研究尚未出现完整的粤语电影史。对于粤语片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粤语电影史分期问题，香港学界众说纷纭。香港电影史研究者余慕云在《香港电影史话》中是以年代为界来进行划分，③但基于香港电影史的总体分期，很难看出作者的观点与研究方法，粤语片发展脉络更无法显现，也与具体的历史现象难以契合。香港电影理论家林年同将香港电影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896-1936年，香港电影的传入和投机商人控制下发展的时期；1937-1949年，南下电影工作者推动香港电影事业发展的时期；1949-1969年，民主主义思想继续发展的时期。在此基础之上，20世纪70年代以前，战后粤语电影又可分为若干个阶段：1949-1953年，主要包括“粤语电影清洁运动”、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运动、兄弟班运动、伶星不合作运动；1953-1956年，粤语电影的黄金时代，主要有电影事业合作制度的建立，现实主义电影的兴起；1956-1962年，主要是粤语电影的分化运动；1962-1969年，粤语电影的衰弱。[2]145-146而钟宝贤在其香港电影史著作《香港百年光影》里，更多地从工业发展史的角度，划分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市场助力粤语片重生、伶星离合的50年代、“四大公司”与影圈改革、60年代青春跃动粤语片、粤语片由盛转衰五个部分来对粤语片进行描述。从三位电影研究者对粤语片历史的划分可以看出，粤语电影史的研究经历了从简单的以时间为线，到以电影思想及文化特征为标准，再到以工业研究的方式来进入的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 林年同先生的两篇文章《五十年代粤语电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与《战后香港电影发展的几条线索》之所以在粤语片研究中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两篇文章对粤语电影运动、粤语片的文化属性及粤语片的美学特征做出了重要判断。 香港在20世纪30至50年代初，前后共进行了三次“粤语电影清洁运动”，目的都是为了确保香港电影的制作质量，期望以宣言和实际行动为香港市民带来有质量保证的娱乐。第一次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少专业电影人如蔡楚生和司徒慧敏等南下香港，他们对粤语片未有改善的情况做出了宣言。1940年初，电影人发起第二次“粤语片革新运动”，该时期的粤语片质量得到了相应提高。1949年，以吴楚帆为先，来自上海和本地的粤语片制片、编剧、导演、演员，包括高鲁泉、红线女、秦剑等164人发起了第三次“粤语片清洁运动”，这些人联名发表了《粤语电影清洁运动宣言》，直接促使了“中联”的诞生。 林年同认为，“粤语电影清洁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运动。它是在排斥南下电影思想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意识形态，继承其新民主主义思想形态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和战后的方言电影运动、华南国防电影运动的思想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正如他在《战后香港电影发展的几条线索》一文中所述：“1948年至1952年期间，在战后香港电影事业发展的历史上，出现了几个重要的、影响深远的电影运动。这几个运动虽然在香港进行，但实际上是具有全国意义的电影活动。它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民主主义艺术实践观念的发展，因此也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电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内的一个体系。”[2]16330年代香港的方言电影运动、40年代的“粤语电影清洁运动”和五四时代新文学运动一样，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运动。尤其是50年代香港的粤语电影，受到新文学运动思想的影响，文化属性是其新民主主义的特质。 林年同还提出，20世纪50年代粤语电影的造型风格是，大部分的影片是由中远景和全景镜头拍成的，中远景和全景的造型处理是20世纪50年代粤语片的特色和主要艺术表现形式，这是符合题材所做出的适应选择。全景镜头可以看作是客观事物矛盾规律的反映，全景镜头和中远景镜头能够体现集体的力量，互助的精神。同时林年同的文章还谈到粤语电影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些在当时粤语片研究之初都属于比较超前、富有水准的理论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