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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中国纪录片生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相应地，纪录片呈现出选题逐渐多元化、受众面扩大、意义传达回归主流、影像表达更具观赏性等特征。本文梳理了新时期以来纪录片美学主潮三次大的流变及产生这种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并对纪录片美学在新世纪以来从选材到影视语言，从叙事模式到纪录观念等的新变进行了总结及未来展望。 【关 键 词】美学潮流/流变/主流回归/纪录观念/叙事/选材 【作者简介】陈旭光，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思泓，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电视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在电视频道剧增、娱乐节目受捧、收视率决定论等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已陷入“精英、边缘、缺乏市场”困境的纪录片在新世纪遭遇了更大的市场挑战。与此同时，纪录片界也开放胸怀，以“多元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姿态去开拓新的市场兴奋点：多部大型纪录片频频播出造成轰动效应，多部纪录电影进入院线放映，国家级纪录片频道纷纷开播等等，都是新世纪以来纪录片生存环境升温的体现。 不难发现，新世纪以来的纪录片有一条若隐若现的转型线索：纪录片，尤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纪录片，正在摆脱20世纪90年代的边缘选材与艰难放映，走向国家化的政治传达、文化传播与较稳定的电视平台(尤其是纪实类频道)播出。而这种转型的美学表征则更为明显：选材上，20世纪90年代新纪录运动的边缘人群被替换为大国、名人；美学追求上，20世纪90年代强烈的非主流精神与社会批判意识被替换为国家意识的宣扬和强国历史的彰显。相应的，在艺术语言上，除跟镜头、长镜头、同期声、自然光等写实手法之外，纪录片更多地运用情景再现、数字技术等高端技法。较于以前，新世纪以来的这股转型之风带有强烈重回国家叙事的色彩。但这种回潮绝不是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治叙事的重复，而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否定之否定的回归—— 一种应对体制变革与市场需求，呼应国力强盛，整合主流诉求、大众口味、精英视角等多元意识形态诉求形成的形式新变与纪录片社会责任感的回归。 一、新时期纪录片三十年：历史的回溯 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社会文化的演进，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后新时期以来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为纪实美学和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在2002年举办的“中国电视纪录片20年回顾展映暨研讨会”上，与会的纪录片专家把20年电视纪录片的演变归结为九个相对关键的点：(1)中国电视最早的纪实基础是电影的纪实语言。(2)中日合拍纪录片《丝绸之路》给电视界带来了开放的意识。(3)1982年《话说长江》的播出使人耳目一新。(4)1984年开拍的《话说运河》成了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最早的高潮。(5)1989年搞纪实语言的人朝着不同的方向使劲。(6)1991年《沙与海》成为国内第一次获得亚广联国际纪录片奖的作品。(7)《望长城》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又一个高峰。(8)1993年开播的《生活空间》站在非常前卫的位置上。(9)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前纪实语言处在比较停滞的状态。① 回顾新世纪以来纪录片的发展，我们认为有必要加上第十个纪录片转型之点：2004-2005年《大国崛起》《故宫》等纪录片热映，带着真实再现、数字特效等新技术再次掀起纪录片发展高潮，也使主流纪录片回归了对国家强盛、民族文化复兴等命题的关注。但这一阶段与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文化高潮有质的不同，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主题是寻根、反思和焦虑，当下主流纪录片传达的文化主题则是自豪高远、胸怀全球、瞩望更大的复兴。 对新时期暨改革开放以来的纪录片发展历程可以进行如下大致的梳理。 1.20世纪80年代：“民族主体性”纪录片的纪实回归 1983年8月7日开播，中日合拍的《话说长江》在中央电视台开始周播。这部电视纪录片在当时创下了40%以上的收视率，社会影响力巨大。在政治改革与技术进步的双重影响下，《话说长江》打破了20世纪70年代以新闻电影为政宣工具的牢笼，表达方式亲民、真实，让习惯了枯燥的政治纪录片的观众感受到陌生的审美体验。这些都是使纪录片走向真实，走向观众的重要因素。 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艺创作中洋溢着对现实主义的热切呼唤，它要求艺术工作者勇于直面真实的社会生活，进一步在思想、文化、文艺领域全面恢复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尊重。故而在《话说长江》之后的《望长城》，更进一步地走向了纪实与真实，可以看作是新纪录片在体制内得到确立的标志性存在。它对长镜头拍摄、同期声录音、对话式访谈等手段的运用，摒弃原来专题片式的做法，被认为是“对虚假失真的电视纪录片的大胆反叛，是对观众‘求真’审美心理的重建和再造”②，而促成这些进步的，是达成了决定此片以及此后中国纪录片主流走向的共识的“康庄定调”③——它确定了用同期声与真实拍摄过程表现主题，用拍摄之物写国人，着力体现客观真实的纪录片拍摄理念，而这些理念则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被发扬光大及过分追求，逐渐使纪录片陷入了另一种困境之中。 2.20世纪90年代：民间化纪录片的边缘走向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新纪录运动应该说是对前一阶段民族文化大视角的补充。它延续了前者的人文精神，更强调平民视角、底层关注和人道关怀取向，这在以前的中国纪录片中几乎是很难看到的。新纪录运动中，体制外的艺术家甚至生活中的普通人把自己的镜头投向原来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不被关注的非主流人群，使历史敞开了最真实的一面，不再被某种权威话语垄断。然而这种非主流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变得过于精英、边缘，播出渠道日益狭窄，最终落到纪录片圈内人士自娱自乐的境地，对其艺术语言也没有推进与创造。 现在回头细看1989年开播的《地方台50分钟》里展播的纪录片，可以发现当时的纪录片界对视听语言的探索呈现出空前丰富的特征。低视角纪实风格、专题片式的人文气质、平民化风格甚至真实再现都已出现。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纪录片编辑室》《生活空间》等栏目的开播，一大批现场性强、贴近百姓原生状态的纪录片受到好评，纪实风格也作为当时最主流的风格被普遍应用。《摩梭人》《德兴坊》《毛毛告状》等就是这种平民视角纪录片的代表。 另一方面，新纪录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还将一大批独立纪录片导演的作品带到了国际舞台。从吴文光的《流浪北京》以长镜头、跟拍、同期声的纪实手法，没有解说、灯光、音乐，叙事平缓，以字幕表达结局的叙事方式引起业界震动后，几年内，一大批具有人类学、民族志意义的优秀纪录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并活跃于国际纪录片影展上：《阴阳》《神鹿啊，我们的神鹿》《春节故事：回家》《峨嵋女尼》都是其中的代表。然而题材趋同、关注点边缘、叙事视角偏个人化等问题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阻碍纪录片发展的潜流。同样具有相似困境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流行的DV运动，虽然诸多有个体叙述、人生世相的展示，但影像质量、叙事策略等方面的不足与放映渠道的单一，仍使它们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其实，当我们回头去看20世纪90年代纪录片发展的低潮时，并不应该单纯地把责任归咎于泛滥、粗制滥造的小制作(个人制作)纪录片，更不应该归咎于当时纪录片追求的真实原则，而是应该置身于当时文化发展的现实语境来考量。纵观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格局的巨大变迁，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以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为鼎盛，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格局中大众文化地位的上升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牢固，已逐渐缩小了精英文化地盘。这也是纪录片式微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另一方面，纪录片的市场与社会影响力虽然减弱，但由于各类文化形态的纪录片在纪实美学上对宏大叙事的不同程度的抑制或摒弃，回到了客观真实的中观或微观叙事；不同程度地关系到个体的人在现实或历史中的境遇，回到了曾经长期被忽视的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在纪实美学发展的道路上，仍是有着长足进步的。 3.新世纪以来：纪录片的主流化回归与“国家化”叙事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主流意识形态、精英、大众三大文化板块间的界限已不那么壁垒分明，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合流的趋势。此时，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创作者，都已强烈地意识到了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困境，越来越多的理论文章开始讨论中国纪录片如何“脱困”，创作者与电视台也开始探索纪录片新的发展方向。 进入新世纪，电视纪录片明显开始向多元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在理论上，批评家开始将纪录片本体与传播效果、社会功能放在一起综合考量，市场与观众被列入了重点考虑范围。同时，主流媒体的纪录片创作机制与流程也逐渐向市场要求靠拢，纪录片蜕变为普通的文化社会产品，与其他电视节目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在探索频道与国家地理频道的纪实节目先后被引进后，2003年，央视改版推出《纪事》《见证》栏目，北京电视台也推出《纪录》这档卫视中唯一占据黄金时间的纪录片栏目。这些新出现的、影响电视纪录片走向的栏目主要做出了以下变革：其一是在题材选择上考虑受众口味。如《纪录》的制片人要求纪录片“选题故事的判断标准应是故事片的标准，刺激性要跟故事片的刺激性要求等同”④，而央视子夜播放的《见证》，则针对其高知收视群体选题，内容相对严肃。其二是丰富视听语言，使用非纪实因素、非标准镜头增强传播效果。其三是注重叙事节奏、悬疑性与故事性，贴近大众媒介的传播环境。其四是重新将目光关注在社会现实和国计民生题材上，回归到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其五是将镜头对准了事件中的人，注重人与社会的关系，拥有了“超越个人去反映社会的进程”的视角。 另一方面，电视台与其他制作机构合作的大型纪录片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浮出水面。以民族象征为题材、以主流话语制作的高质量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故宫》等先后出现并热播，有力地突破了前一时期纪录片创作与传播的困境。这些与《话说长江》同以政治传播为主导性话语的纪录片曾被认为是“国家叙事以新的面目‘复活’”，是“新一波的国家认同动员的开始”⑤。但历史已过去20年，纪录片从边缘回归主流，虽有相似的题材选择、传播方式，但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却大有不同。事实上，政府、文化部门对历史文化、传统类影视节目的推崇已有一段时间，而“文化软实力”被写进十七大报告，2010年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都是近年来“基于国家文化安全和当今社会价值考量所展开的一次国家层面的政治化选择”⑥。而新世纪以来的文献纪录片，以皇宫、国家为主角直接讲述的政治风云、强国之路，体现出的则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今中国形象强烈的映射与想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