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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纪录片美学主潮的流变(2)

http://www.newdu.com 2018-03-01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 陈旭光/王思泓 参加讨论

    二、新世纪以来纪录片的美学新变
    与20世纪90年代的纪录片相比,新世纪以来的纪录片明显更具普适性和可观赏性。这与这一时期纪录片制作的美学导向、方法论变化有直接的关系。从选材到影视语言,从叙事模式到纪录观念,在市场、理论、国外纪录片的共同影响下,新世纪的纪录片美学潮流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
    1.选材主流化:争取最广泛受众
    纵观新世纪以来不同电视台播放的“栏目化纪录片”与“特别制作纪录片”,大多都在题材方面回归了社会主流文化内容。无论是选择故宫、欧洲大国、敦煌为主人公的特别制作,还是《探索发现》《人物》《故事湖南》《丁点真相》等活跃在地方电视台的纪录片栏目,其涉及的叙述的主体多是虽在大众视野范围内却保持着神秘感的历史事件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个人事件。与20世纪90年代纪录片创作者普遍关注的边缘、底层人物相比,这些题材往往更易突破娱乐节目的重围,抓住观众的眼球。
    在纪录片整体转型回归关注社会主流生活与问题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特别制作纪录片共同的特点——如今的国家主体叙事是大众需要与精英诉求合谋的结果。或者说,是体制内的纪录片制作者们在小心翼翼地寻求一些二者都可以关注的题材。如曾在2005年引起全国轰动的《故宫》,就是一部可以让经营者与大众都能找到兴奋点的纪录片。拍摄前制作者提出“有科学知识的传播,又有好看的故事……要有揭密性,在片言断词的史料中去解读历史的真相,要在无言的建筑和文物中去感悟隐含在历史中的思想和情感”⑦的构想。显而易见,这个构想是兼顾精英与大众的不同收视需求的:王朝传奇故事揭秘针对追求娱乐休闲的(女性)观众,置换古装剧收视率;宫殿变迁、国家礼制等知识的传播则针对集中度最高的中等教育水平观众,达到公共传播的社会意义;博物院相关的建筑文物专业内容或前沿历史问题,则针对教育水平较高的(男性)观众,也是纪录片收视群体中最稳定的一部分人群。在这样广普的内容获得超越一套同期热播剧的高收视率后⑧,制片方希望表达的“个体要服从最高的权力统治、大一统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思想也随之深入人心。同样采取类似影片定位的还有很多,这些国家叙事固然含有对历史的探讨、对文化的宣扬,但更多的是对当代大众在长期的“史传传统”⑨与近十几年来在“帝王剧”中培养出的文化心理结构、审美诉求的妥协。同时,中国人精英知识分子的公民意识、入世导向,也让他们可以欣赏主流历史叙述中历史反思、政治论辩的一面。如此,大众与精英的口味得以在国家叙事的层面上被调和,意识形态与市场需求也得以在这一层面被满足。
    相对于特别制作纪录片的大视野,栏目化纪录片更贴近主流的大众生活、娱乐的关注点。如2010年央视科教频道的品牌栏目都是抓住了收看科教频道观众获得知识普及的需求,提供了大量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表达方式大众化但不失科学价值的纪录片。相对而言,已成为北京台的品牌栏目的《档案》选材更为灵活,娱乐性更强,可以直接抓住影视市场的热点进行纪录片制作。如在“谍战剧”火爆的2007年,《档案》栏目组制作的19集系列片《谍战揭密》,满足了大众在电视剧外对历史真实的求知猎奇需求。
    2.叙事语言新奇化:营造视听奇观
    现代美学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对新奇的崇拜。“面对日益平庸、从众和惯例化的现实生活,艺术就是理想的生存目标。”⑩受到探索频道、国家地理频道的刺激,包括央视在内的国内许多电视制作都开始学习这种商业化、奇观化的叙述模式。创作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加快纪录片的叙事节奏,利用快节奏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以多线索贯穿纪录片,使内容更加丰富。
    在叙事语言方面,新世纪的纪录片还非常注重用悬念吸引和引导观众。不少纪录片本身有比较强的主题,整个片子可以构成一个回答问题的大悬念,如《大国崛起》在开篇即问道:“在过去的300余年里,世界格局纷繁复杂,新的政治军事经济强国不断涌现。是什么让这些国家迅速崛起?他们之间有什么相通之处?”在每一集单独的叙事中,又有着类似的悬念引领全片的模式。
    在视觉语言上,新世纪以来的纪录片更加注重表现不为观众熟悉的、浪漫、新奇的情景与画面。譬如在《故宫》中,有大量连接不同段落的写意空镜头是延时摄影拍到的故宫建筑的光影变幻、花木的四季荣枯。朱羽君教授提出:“《故宫》中由于光影的运用、摄影的角度、技巧的发挥,凝固的建筑在真实的基础上,被演绎成浪漫的形象,把故宫的浪漫精神传达开来,纪实里有浪漫,纪实里有抒情,这是纪实的浪漫精神,纪实的创造力。”(11)这些优秀的镜头经过精心的剪辑,呈现出“十几秒内展现时光变幻”的美妙奇观。或许画面上客观的物体形象本身并没有特别丰富的意义,但蒙太奇手法与画外音的导引令它们的效果“1+1>2”。
    栏目化纪录片中,《档案》栏目也独创了一套陌生化的栏目语言,用老式留声机、幻灯片的动作声效、发黄的历史档案(仿制品)等纪录节目中不常见的视听奇观吸引观众。讲述时,主持人不再正襟危坐地做“传声筒”,而是穿梭于放映机、档案等道具间,用参与者的身份带领观众去揭秘,用表演性的语言增添节目的戏剧性。在不断的场景切换和镜头转变中,在交错的时空中重演历史。
    3.数字动画的运用:新技术带来新问题
    新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的运用成为纪录片制作的一大亮点。3D制作、3D实拍结合制作、古代绘画为蓝本制作成二维动画等技术在增添纪录片的情趣与可观赏性,表达无法真实再现的大场面,避免枯燥陈述或媚俗影视剧效果等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在笔者看来,通过数字技术填补历史影像资料的空白,将文字资料的记载影像保存并给观众以直观感受当然是好事,但纪录片的制作决不可拘泥于此。数字技术在纪录片里也不可能永远成为亮点或噱头,它只是为内容、为艺术服务的一种手段。
    4.纪录观念更新:“再现”是为了表达的真实
    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已转向了对纪录片市场、国际化制作的研究,对“纪实性”“纪录片与专题片的区别”等老问题的争论已渐渐式微。但随着数字技术在纪录片中的大量应用,搬演的“情景再现”在纪录片中比重增多,人们对纪录片真实性产生了新的疑虑:虚构的影像展现的是真实的历史吗?如何让观众区分虚构与真实?而对疑虑的辨析,则促成了新世纪以来在尊重纪录片真实底线的前提下业界对纪录观念的更新。
    相对于剧情片,纪录片是这样一种电影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电影制作者放弃了对影片制作过程的某些方面的某种程度的控制并以此含蓄地向人们昭示该影片在某种程度上的‘真实性’和‘可信性’。”(12)而长久以来人们对真实的态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巴赞、爱森斯坦、梅茨都对真实有着不同的诠释。而在20世纪90年代新纪录运动时期,“出于对说教味较浓的专题片的反叛,中国纪录片很自然地亲近并接受直接电影理论”(13),但在发展中遭遇市场瓶颈之后,人们对“真实”的观念也不再偏居一隅。在纪录片题材多样化的今天,“表现历史时只能凭借档案文献和人物追述,显得苍白无力”(14)。如果要对真实历史资料进行形象化表达,当下盛行的真实再现手法确实可用——只要是保持对现实或历史时空尽可能完整、真实地再现而非虚构不存在的内容,就不违反纪录片的真实原则——公认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也使用了真实再现。事实上,即使是完全采用拍摄所得的一手资料,也是在选择、编辑后平衡创作者感受与客观现实的结果。(15)
    在纪录观念更新后,创作者们更注重追求影像和意义的真实,而非制作过程的真实,观众对纪录片的心理期待也在于此。有专家提出“对历史研究来说,应该是再现真实的时空、复原历史的真实;对视听传播来说,应该是再造一个真实的时空。”(15)事实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一些人工还原、再现的片段恰恰能比实景拍摄得到更“真实”的传播效果。比如《故宫》中展现的冬至当天阳光在太和殿移动的情形,从嘉靖年间到1915年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因袁世凯“登基”前曾命人把金銮宝座向后移动了数米,冬至正午阳光目前已无法照达宝座。《故宫》摄制组不得不改用人工照明的方法来模仿冬至的阳光在太和殿形成的光影运动(16)。正如钟大年先生所说,“纪实是一种特殊的纪录形态,它强调记录行为空间的原始面貌,强调记录形声一体化的行为活动”(17),只要表现的是事物真实的原始面貌,再现手法并非不可用。
    在接受再现手法用于纪录片的同时,出于对纪录片真实性的保护,批评家与创作者也对“再现”提出了警惕与限制。大家普遍认为应该把握好使用人造、虚拟图像的度,掌握好一片之中真实与虚构影像的长度比例。笔者认为,对于观众而言,纪录片应有的纪实应该是事实真实(资料真实)与情感真实的结合,将摆拍混同于纪实是有违其纪实原则的。在视听语言方面,应该更加明确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带给观众美感和降低认知难度的时候,用超现实的视觉呈现使观众明晰地判断出影像的虚拟性。
    三、结语:反思与展望
    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纪录片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已不是困扰其制作的大问题,制作者们也很少再偏激地停在个人叙述的一隅。而在目前的大型纪录片中,我们没有必要、更不应该抛弃20世纪90年代新纪录运动中以市场为代价补起来的“纪实”(18)一课。贴近平民、体现有典型性的个人化思考、纪实风格镜头语言的运用,对于容易形成的“高大全”形象的国家叙述历史文献纪录片尤其重要。
    另一方面,国家叙述的大制作纪录片集中地出现,而反映现实生活的中小制作纪录片偏少、播放渠道较少,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与警惕。如果形成对历史文献大制作的过度依赖,反倒有导致媒介、艺术的生态不平衡的可能。我们应为多种风格的纪录片留下发展空间,更多地呼唤纪录片产业界做好细分受众市场的工作,在这个前提下提供更多类型化、系列化的纪录片,根据不同受众的需求进行专业团队的分工,以更为成熟的管理结构、流水线制作来创造更为专业的品牌。实际上,对于广大受众来说,真正反感的未必是“个人话语”,也未必是“国家叙述”,大众反感的是陈旧僵化、反复灌输,他们需要在历史与现实间纵横捭阖,需要猎奇、丰富。纪录片可以提供给观众的不应只是宫闱野史、名人轶闻,而应该是可以代表国家文化形象、记录时代社会特征的,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知识内涵的题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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