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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料的考辨与电影史实的再判断 随着8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和壮大，中国电影史研究也更为深入和细密。电影学者们将更多地目光转向作为历史研究基石的史料挖掘和考辨上。在对《发展史》的学术批评阶段，针对《发展史》中电影史的具体史实进行的考证和辨析是该阶段的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在重写电影史语境下中国电影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对中国电影史具有历史意义的若干史实的考证：电影最初放映的时间、地点问题、第一家电影院和中国电影的诞生等。 (一)电影最初放映的时间、地点问题 电影最早是以“舶来品”的身份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因此，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并不是以摄影机的发明或电影的摄制，而是以电影放映作为书写的起点。那么，电影最初放映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自然便成为《发展史》最初写作时的重要课题之一。《发展史》的作者通过考证《申报》1896年8月10日至8月14日刊登的徐园放映“西洋影戏”的广告(15)后，认为“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6]这一观点长期以来被国内外电影学者沿袭。 当然，在更为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下，这一观点遭到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学者陆弘石就认为：“就目前所知，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真正的电影，可能是在1896年8月2日夜晚上海徐园‘又一村’的一次游戏活动上。”[7]在该文的注释中，作者写道“关于徐园最早放映电影的时间，以往均沿袭《中国电影发展》的说法。但据笔者查证，这次放映活动至少不应晚于1896年8月2日。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天放映的仍是连动的幻灯。”[7]这之后，学者黄德泉在《电影初到上海考》一文中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在该文中，作者在详细地考证了《申报》中相关的广告之后认为“徐园又一村所演‘西洋影戏’不是电影，而是幻灯。”[8]之后，作者又根据1897年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详细地考证了电影初到上海的时间和首演的地点。最后，作者谨慎地得出“电影初到中国的时间为1897年5月间，首演地点为礼查饭店。至于首演的具体日期以及电影初到上海是否就是电影初到中国，由于目前资料所限，在此不敢妄加推断，有待日后进一步考证。”[8](109) (二)第一部中国电影及第一家影院 任何一本涉及中国电影历史的著作，任何一个试图了解中国电影史的人，都无法绕开中国电影史的开端或中国第一部电影等问题。这些问题自然也是《发展史》的编著者特别关注的。即使是在极端的政治条件下，《发展史》的编写者也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其进行考证，并得出“中国人尝试拍摄影片，是在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的秋天，由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即今南新华街小学原址)的丰泰照相馆摄制的。……丰泰照相馆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是由我国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1846—1917)主演的……谭鑫培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6](13－14)可以说，在《发展史》出版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电影《定军山》是中国电影的开端的观点一直被沿用。尽管《发展史》的权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膜拜经典、迷信权威从来都不是历史研究的品质，历史研究者总是从质疑经典表述出发，寻找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某种程度上，具有说服力的史料更可靠。 因此，很多电影学者围绕《发展史》中对于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是《定军山》的判断展开讨论，在仔细挖掘和辨析史料的基础上提出各自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王越的《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16)、弘石的《任庆泰与首批国产片考评》(17)、余纪的《有关萌芽期中国电影的几个问题》(18)、袁蕾等的《寻找中国电影的生日》(19)、王大正的《关于中国电影诞生三处质疑问题的订正解析》(20)、《中国电影创始人——任庆泰》(21)、《〈中国电影的摇篮〉四十言辨析》(上、下)(21)、黄德泉的《清末民初北京大观楼考辨》(22)、《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23)、江帆的《关于中国电影诞生问题的补正》(24)、陈山的《电影史学的建构——对〈中国电影发展史〉文本的史学研究》(25)等。 纵观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肯定《定军山》作为“中国电影源头”并不断地搜集新的证据巩固《发展史》中的观点。例如，在王大正的《关于中国电影诞生三处质疑问题的订正解析》一文从名伶谭鑫培、丰泰照相馆和电影大观楼三个争论的焦点入手，通过对已有的一些回忆文章进行详细而深入的考证和辨析。他的另外两篇文章《中国电影的摇篮四十言辨析》(上、下)也通过考证辨析巩固《发展史》的观点。另一类则持怀疑的态度。这一类观点也能够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考证，以黄德泉的《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为代表。该文指出《发展史》关于戏剧电影《定军山》论述本身和支撑证据存在的问题，并对其中关键性的史料提出质疑和追索。作者通过“源头：据某剧家言”、“演变：牵强的理由”和“史实：照相话匣子”三部分展开论证，得出“谭鑫培及其戏剧之保存与传播至今者，仅有照相、话匣子这两种，独无电影，所谓‘谭鑫培’之戏曲电影《定军山》当属误传”[9]这一令人信服的结论。 今天，学者们对于“究竟《定军山》是不是中国摄制的第一部电影”仍然各执己见。不过，不论是赞成还是否定，《发展史》都是试图进入探究这个问题路径中的重要标记。因为《发展史》的编撰者以严谨治史的姿态面对史料，在面对中国第一部电影这个问题时，研究者们做到了严谨地考证电影历史史料和其中留下的蛛丝马迹，并做出能力范围内相对客观的回答，单就《发展史》的治史态度这一点，就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另外，还有关于中国第一家电影院的考证。《发展史》中认为“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上海虹口海宁路与乍浦路口，用铅铁皮搭建了一座可容二百五十人的虹口大戏院，这是在上海正式修建的第一座电影院。”[6](10)而学者刘小磊则依靠电影方志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天津通志》、《哈尔滨电影志》等地方方志文献的考辨，认为“哈尔滨专营电影的电影放映院，也比虹口大戏院至少早了两年，应该算做现在发现最早的中国第一家电影院。”[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