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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史》撰写者和亲历者的回忆 在学术批评阶段，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以外，还有一批《发展史》的撰写者和亲历者对于《发展史》撰写及相关事件的回忆性文章。这些回忆录性质的文章虽未直接指向《发展史》，但却构成了新世纪以来对《发展史》进行学术补遗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5年前后，在中国电影迎来百年华诞之际，电影史研究逐渐成为中国电影研究的“显学”，学术界除了推出了一系列的中国电影史研究论著以外，还以《电影艺术》和《当代电影》等电影学术期刊为阵地，开辟了中国电影史研究专栏，这些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发表的回忆性文章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而且这些具有“口述历史”性质的回忆性的文章对后人了解《发展史》的成书及历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程季华的《长相思》、(26)刊登在《新京报》上的《程季华：为〈中国电影发展史〉披挂“罪名”》和《李少白：〈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发展中看历史》(27)、李少白的《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商〉的一件事实》(28)、郑雪来的《丽尼，不应被遗忘》(29)和《再谈丽尼修改〈中国电影发展史〉问题》(30)、程季华、刘小磊的《病中答客问：有关〈中国电影发展史〉及其他》(31)、罗艺军的《一部书的是非和两个人的遭遇》(32)、王家祥的《李少白访谈录》(33)等。 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亲历者根据各自的经历，回忆《发展史》从撰写、成书以及之后各个时期的遭遇。程季华、刘小磊的《病中答客问：有关〈中国电影发展史〉及其他》、罗艺军的《一部书的是非和两个人的遭遇》和王家祥的《李少白访谈录》属于这一类。例如在程季华、刘小磊的《病中答客问：有关〈中国电影发展史〉及其他》一文中的采访对象程季华就是《发展史》的主编。在该文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诞生始末”中，程季华分别从“资料收集”、“写作过程”、“定稿出版与资产阶级反革命变天账”、“《中国电影发展史》再版与译版”这几个层面展开对《发展史》相关的论述。还有一类属于亲历者围绕《发展史》成书过程中的一些细节进行讨论的文章。这批文章中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发展史》撰写和成书过程中的一位编辑丽尼的历史功绩问题，代表性的论文有郑雪来的《丽尼，不应被遗忘》和《再谈丽尼修改〈中国电影发展史〉问题》、罗艺军的《一部书的是非和两个人的遭遇》、李少白的《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商〉的一件事实》。也许历史的真相谁也无法完全把握，但是“此事已成为当前电影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之一。”[11]这场争论的全部意义便是提醒人们知道《发展史》撰写背后还有一群默默无闻的贡献者，他们也应该被铭记。 四、结语 历史研究的意义或价值并不全部在于寻求了关于某一件历史事实的真相。这并不是说历史事实本身不重要，而是对于历史研究本身来说，通过质疑已有历史论述或史料运用上的某些不足，能够在历史残留给我们的若干迹象中发现什么，这也应该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中国电影史研究，《发展史》所树立的“经典”范式，一方面让后辈学人心怀崇敬，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倍感焦虑。超越与重写便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可以说，这种复杂甚至矛盾的心态正是推动中国电影史研究深入的全部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