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戏剧教育思想简论(5)
时间:2024/11/28 02:11:47 来源:《美育学刊》(杭州)2011年 作者:冯学勤 点击:次
因此对中国现代戏剧教育思想进行内在思想轨迹的划分，第一个阶段仍然是“五四”以前，在这个阶段中国现代戏剧教育思想的核心停留在外部功能性的认识上，亦即前文所提到的“戏剧可以教育”的实用观念，而这种观念是在对其时一般大众将戏剧视作消遣、传统士人将戏剧视作小道的纠正过程中确立起来的，正如王钟声在通鉴学校招生肇始之时谈到的：“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3]王钟声之于戴鸿慈除了“革命”与“改良”的立场不同外，启蒙和实用的思路并无二致。第二个阶段是中国现代戏剧教育思想真正成熟的阶段，这个阶段中的现代戏剧家和提倡者们已经从“戏剧可以教育”的外在逻辑范式向“戏剧如何教育”和“戏剧教育什么”的内在性理路进行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戏剧教育因获得了美育和现代美学的支撑而真正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性人物及事件是蒲伯英和陈大悲。蒲伯英发表于1921年《戏剧》第1卷第2期上的《戏剧之近代的意义》不满于戈登·克雷的“戏剧是教化的娱乐”，认为戏剧是一种“为教化的艺术”或“再生的教化”，而这种所谓再生之教化不同于以往载道式教化之处，正在于“它能使民众精神常在自由创造的新境界里活动”，而这种“自由创造的新境界”和精神活动正是审美的境界和审美精神，这也就是说，美育作为戏剧教育的关键内核已被认识到。陈大悲则干脆化汪优游之“Amateur”（业余或非商业）为“爱美的”，以音译的形式提出了要创造一种“爱美的戏剧”，其中包含了无限的审美独立和艺术自律思想。除陈大悲和蒲伯英之外，熊佛西也在这一阶段提出要通过戏剧教育来培养“完全之人物”，所谓“完全之人物”也正是在审美活动克服人的片面性基础上而言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谈论中国戏剧发展乃至中国戏剧教育发展阶段的书籍文章将20世纪30年代以后因抗日战争乃至40年代国内解放战争的爆发而单列一个阶段，认为这一阶段表现出一种为战争宣传服务的工具性特征。事实上，如果现代戏剧教育思想的成熟标志是美育观、艺术自律论和情感教育的确立，那么这“第三个阶段”所产生的相应教育思想则是一种非主流的变体。为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服务的戏剧教育常常面临着临场突击任务，因此相应产生于田汉与欧阳予倩之间的“磨光派”与“突击派”之争就显得意味悠长了。三阶段也好，两阶段也罢，也许都不是关键性的问题。 三、中国现代戏剧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戏剧教育与社会教育：王钟声、任天知的戏剧教育思想 中国现代戏剧教育思想正如我们在对其思想发展谱系考察部分所言，最初是对戏剧的社会教育功能的重视而发轫的。在“社会教育”这一大范畴之下，至少包含了移风易俗、开启民智、鼓吹改良和宣传革命等侧重各有不同的内涵。中国早期戏剧教育家事实上同时也就是借助戏剧演出活动的社会教育家和民众教育家。这些早期的戏剧活动和戏剧教育家视戏剧为最佳的社会教育工具，虽然对戏剧教育本身的认识还停留在外部认识之上，然而我们对国族危亡民心思变的时代大背景是不可不深加体察的。王钟声与任天知两位戏剧活动家的社会教育思想，正是中国现代戏剧教育思想的早期代表，各自萌生于“通鉴学校”和“进化团”的创建过程之中，对应于“文明戏”的现代戏剧发展阶段。 王钟声，原名王熙普，1880年左右生于浙江上虞的一个仕宦家庭。幼时喜读《寰流志略》等开阔视野之书籍。1894年入上海教会学堂学习德法等语言。1898年远涉重洋，留学德国，攻读法政。1906年回国，曾做桂抚幕僚、法政学堂监督（即校长）和洋务局总办。1907年着优孟衣冠于沪上，开创文明新戏。1911年12月因“革命党”故被清廷逮捕并杀害于天津。王钟声的整个人生轨迹正可成为清朝末年、辛亥以前有识之士之代表，归国之后先参与政治（幕僚），后从事教育（学堂监督），再兴办实业（洋务总办），然后走上通过戏剧宣传反清革命道路，最后死于革命实践。从其人生轨迹之中我们亦可知戏剧社会教育正构成其革命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在通鉴学校创办之始时以“宣传革命”（见前文）来教育学生深明戏剧之义外，王钟声所留戏剧教育相关言论甚少，仅见于1909年8月《民兴报》所刊《天津新舞台有限公司广告》，称：“同人为改良风俗起见，创办新舞台改良戏曲……办法约分二类，一为旧戏改良……一为纯粹新戏，仿照西洋新派，以戏文演各种历史……务使妇人、孺子皆能听受，更欲使入吾馆者，能起发善良的观感。”③“使妇人孺子皆能听受”方能获教育之最大接受面，“善良的观感”则寄予了教育效果方面的积极意图。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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