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戏剧教育思想简论(6)
时间:2024/11/28 02:11:19 来源:《美育学刊》(杭州)2011年 作者:冯学勤 点击:次
任天知则被称为中国现代戏剧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早期奇人，其生卒年不详，满族。原名文毅，艺名天知，北京人。早年曾留学日本，为日人养子，入日本国籍。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07年受春柳社《黑奴吁天录》演出的启示，归国后在上海开展新剧活动。1907年下半年，与王钟声合办通鉴学校。1910年依靠原通鉴学校学生及春阳社部分成员，组建了一个早期文明戏剧团，自任团长。起初名为“进行团”，因恐引起当局怀疑，“遂经团员公议，易其名为进化团”[2]132。任天知及其“进化团”创“天知派新剧”，在艺术上与其他新剧相区别的一处地方是，在演剧过程中出现大量针砭时弊的临时演讲，借戏剧演出之舞台行政治宣传和社会教育之事实，将戏剧视作民众教育之倾向更甚。如果说通鉴学校与春阳社诸人还较多考虑演剧艺术形式的完整性，那么进化团则更多偏向野战式的革命宣讲，因此出于活动隐秘性而未留下过多关于戏剧教育的直接言论。然而仅从其时所留演剧剧目而言，即可一窥其教育内容本身：《血蓑衣》、《东亚风云》、《新茶花》、《安重根刺伊藤》、《恨海》、《尚武鉴》、《血泪碑》、《黄金赤血》、《共和万岁》、《黄鹤楼》、《新加官》。这些戏剧多向民众针砭时弊、鼓吹共和、警惕亡国之祸。 （二）戏剧教育与审美教育：蒲伯英、陈大悲的戏剧教育思想 无论是王钟声的通鉴学校还是任天知的进化团，其秉持的戏剧教育思想还仅仅停留在外部，只是借助戏剧形式以及戏剧舞台实现其向民众宣讲的社会教育目的，戏剧教育思想等同于对“戏剧可以教育”的思想认识。中国现代戏剧教育思想的真正走向成熟，是由蒲伯英、陈大悲等人开始认识到戏剧教育与美育之间的深刻关系而启程的。蒲伯英“为教化的艺术观”以及陈大悲“爱美的戏剧”理念，是中国现代戏剧教育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 蒲伯英(1875-1934)，原名蒲殿俊，字址庵，四川广安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自幼接受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1898年殿试落第后返乡办新学“紫金精舍”，鼓吹社会改良。1904年官费留学日本。1908年归国后在京任法部主事兼宪政编查馆行走。1912年与梁启超等人组织“民主党”。1917年张勋复辟使其政治理想破灭，遂一心于社会教育。1921年创办中国历史上首本戏剧杂志《戏剧》月刊并发表一系列戏剧改良文章。1922年创建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蒲伯英的戏剧教育思想，一方面继续重视戏剧作为社会教育之利器的功效，另一方面认为这种“为教化的艺术”或“再生的教化”，“能使民众精神常在自由创造的新境界里活动”。他指出：“我们从此可以认定了：‘再生的教化’是人类最高的教化；发展‘再生的教化’是现代戏剧的职责：利用娱乐的机会，以艺术的功能来发展再生的教化，就是近代戏剧底完全的意义。”④与王钟声、任天知等人相比，蒲伯英已经认识到了戏剧教育的美育特质。 陈大悲(1887-1944)，原名陈听奕，笔名蛹公，浙江杭州杭县人。出身于小官僚家庭。早年曾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1909年在该校参加新剧演出活动，加入文明戏班，是春柳社的重要成员。1910年参加进化团，开始新剧的职业演员生活。常饰女角，善演悲剧。1921年与欧阳予倩、徐半梅、郑振铎等人在沪上组织“民众戏剧社”，并提倡“爱美的戏剧”。“爱美的戏剧”取自英译，有两层意涵：其一是指非职业化的、个人爱好的戏剧；其二是指以审美和艺术为追求的戏剧。陈大悲曾谈及：“断自今天来说，我国实在还没有爱美的戏剧发生。因为一班有知识的人所组织的新剧团，都很少充分研究练习的机会，虽然能知道这一种‘美’，而还没有圆满实现这一种‘美’的能力，这是不必讳言的。至于旧剧的‘票友’，那更难说了。他们用的工，费的力，虽然比现在研究戏剧的人多上十倍，因为他们没有‘现代戏剧’的观念，又缺乏审美的意识，只知死在那非戏剧的旧戏脚跟下讨生活。”[4]陈大悲认识到，“美”正是现代戏剧所追求的核心，而“审美意识”正是关联现代戏剧与现代戏剧教育思想的关键。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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