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治”是由于乐舞的道德感化力量促成了社会的安定而引起的对“治”的快乐。《史记·乐书》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又说：“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天下治而万民欢，这就是最简单的“乐治”道理。那么，怎样才能“得万国之欢心”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乐教”。《淮南子》谓：“欲美和者，必先始于《阳阿》、《采菱》。”[4]《阳阿》、《采菱》为楚地民间歌舞，《淮南子》主张利用民众所喜爱的歌舞为引导，使全社会进入美善和乐的秩序。“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171-218)在其《艺纪》中重申《周礼》所定的人学习舞的制度，他说：“艺者，所以事成德者也。……艺者，德之枝叶也”；“美育群材，其犹人之于艺乎。……君子者，表里称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称乎心志，艺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肢)。纯粹内实，光辉外著。”[5]徐幹认为，通过乐教这种美育手段，可以达到培养人的目的，这就如同从艺之人是通过具体的事来彰显道德一样。艺术教育能使人表里如一，本末有辨，形成貌与心同，德与艺谐，举止优雅，风采卓著的由内至外的美，有利于社会的风化。 司马迁(约前145或135-？)云：“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6]。乐舞的作用能畅四肢，美形容，和心志，故乐舞教育是一种通过身形音声的训练，促使人的精神和肉体高度和谐的情感教育，能够移风易俗，使人们获得“治”的平安。 乐舞之移风易俗早在先秦美学思想中已经成为定论，汉代学者将此命题推向了极致。 陆贾(约前240-前170)《新语》云：“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7]举丝竹弦管、歌咏舞蹈的目的在于“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中心是“正风俗”。《毛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指出了“风”具有“风俗”和“风化”的内涵。“风”作为“风俗”时，是理念，是行为，是心理，可曰习惯曰好尚曰风气；“风”作为“教化”时，是方式，是功能，是目的，可曰教育曰影响曰风化。把握好“风”的这两个内涵，就把握了乐舞的“化”(风化)与“乐”(快乐)，也就能够“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并且“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8]。所以，“风”也是面貌，是气象，是潮流，是方向，具有引导和催化的作用。故“移风易俗”实则就是改变潮流和方向。而“风俗”与“风化”，当前者影响甚至阻碍了社会发展时，是被改造的对象，而后者作为教化的一种作用过程，具有改造者的功能。二者统一在“乐舞化风”的活动中，“故设明堂、辟雍以示之，扬干戚、昭《雅》、《颂》以风之”[9]。由是，汉儒对西周国子之“歌九德、诵六诗、习六舞”[10]大加肯定，认为“故圣王修礼文，设庠序，陈钟鼓，天子辟雍，诸侯泮宫，所以行德化”[11]。《乐记·乐施篇》谓：“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汉成帝时，刘向进言：“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10]同样指出了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学校进行乐舞教育对风化天下的作用，而且非常肯定地下结论说，只要礼乐并举，就不可能出现天下不被治理的情况。 汉代对先秦时期乐舞教化的命题予以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春秋战国沿至汉代的乐舞享乐之风导致的官乱民散。史籍有载：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12] 及至乱主，……乃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是犹贯甲胄而入宗庙，被罗纨而从军旅，失乐之所由生矣。[13] 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10] 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