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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自从2003年6月的CEPA之后，香港和内地的合作拍片开始不断地加强，但是港式人文理念与内地主流价值观之间如何缝合的问题一直影响着这些合拍片在内地观众中的接受度，产生了所谓水土不服的问题。而《中国合伙人》出来之后，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还有一点点香港的味道在里边，但是已经好很多了。到了《亲爱的》，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港味的香港导演的作品了，影片对当下中国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各阶层都投以一份真切的关注，这种关注既不是居高临下的，也不是猎奇式的，而是心贴心的，痛着你的痛，快乐着你的快乐，而且影片所呈现出的有关我们今天社会的信息量相当大，可以说是纷繁而又复杂，令人百感交集，真正做到了“接地气”，而且接的就是我们自己日日夜夜生活着的这块土地上的地气，这一点我觉得编剧应该功不可没吧? 张：陈导是我非常想合作的前辈。我很喜欢他的电影，所以我在跟他工作的时候，大概知道他的喜好、他的美学大概在什么方向上，我会顺着他的那个方向去，当然也是因为在沟通上没什么障碍，所以我觉得缘分很重要。我也希望从剧本上有意识地给导演提供一个信息量很大的接近现实的文本。 王：《中国合伙人》在叙事上借鉴了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手法，比如《社交网络》，叙事视点不断转换、节奏快、信息量大等等，这种叙事方法和80后、90后的口味是一致的，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空间下成长的，他们接受的影像叙事的程度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这也是这部影片受到年轻观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不知道这样一种叙事方法是在剧本中就设定的还是导演在二度创作中才确定的? 张：在写《中国合伙人》之前，我已经对自己写剧本的经验有了一个总结和归纳，我当时预感或判断中国电影已经到了一个年轻观众会希望看到一些新东西的时候，现在的观众一定是这个时代的，这个是肯定的。 王：而且是一个影像时代，影像语言层出不穷，更新得特别快。 张：观众一定希望看到信息量非常大、节奏很快的文本，我现在做剧本的时候，一般设定格局要大、节奏要快、信息量要大，所以这个在写《中国合伙人》以前已经很清晰了。 王：就是你们在剧本当中已经定下了这样的调子?陈可辛导演是上来就接受了还是说慢慢地接受的? 张：陈导当时没有想到要这么快，他想有一点点《甜蜜蜜》那种忧愁的感觉，但是我们决定一上来就要爆出节奏。 王：你们是怎么说服他的? 张：我们就直接写出来，写出大纲以后，我们写了一个比较粗略的分场，就把我所想的节奏给他看，结果他非常喜欢，符合他的要求。 王：说明他也是很能接受创新的东西的。 张：陈导跟我见过的大部分导演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他跟我讲他小时候父亲就把他放到一个电影院里，那个时候香港的电影院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电影，所以他就是在里面泡大的，他对电影到现在都很敏感，这跟他的童年有关系，而且他一直保持着读新片的习惯。 我是在开始写《中国合伙人》的时候才看了《社交网络》，看后非常佩服、震撼，觉得一个导演能够把一个这么沉闷难讲的故事讲得这么跳跃，节奏可以用云谲波诡来形容，它刺激了我想写好这个电影。导演跟我提过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比如《好家伙》，那些旁白、音乐其实都是参与叙事的，他说如果我们是这个方向，马丁的东西也是可以借鉴的，《中国合伙人》也是音乐参与了叙事，用人物的旁白参与了叙事，有些结构其实是打乱的，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主干人物身上，回到他的心路历程，这个都借鉴过。 王：媒体报道说你们这部影片在公映之前还经过试映，这是不是说明作为主创，你们对当下的观众能否接受这种叙事方式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担心? 张：对我而言，我曾是一个写电视剧的枪手，第一次和大导演合作，这个大导演几乎每天都在夸你，其实我基本上已经不关心观众了，也觉得差不多吧，可能卖个一两亿，毕竟陈导回到了他熟悉的类型上。但是没想到它会激起这么大的反应，票房五亿多元，我完全没想到。 王：试映的观众都是一些什么人? 张：就是从豆瓣之类的网站上随机找的年轻观众，多是80后，基本上没有专业背景的观众，没有影评人，试映做了四场，而且不让他们聊，看完马上填，害怕互相影响。就像好莱坞那种观影调查报告，很细化，你喜欢哪个段落，不喜欢哪个段落之类的。试映调查，陈可辛导演也是第一次做，看完好评率是百分之九十左右。 王：他们最喜欢的段落是哪个? 张：喜欢的有很多，比如他们三个在王阳的婚礼上打架之类的。他们不喜欢的是苏梅到美国以后和成东青分手的过程，原先电影里拍了她和一个老外郊游的时候在草地上接吻，把这个女孩背叛成东青的残酷性拍了出来，但是大家非常不喜欢，选择那个段落作为不喜欢的也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所以我们就果断拿掉。现在只剩一个苏梅上老外车的镜头，处理为非常含蓄的暗示，我当时还纳闷观众怎么那么脆弱呢，完全不能看残酷的东西。 王：这部影片里的爱情其实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主题，我在看影片的时候每次打动我的都是他们三个兄弟之间的友情，不管是情投意合的时候还是掰开了又重合的时候，相反，对于爱情，不管是孟晓骏青梅竹马那一对还是成东青和苏梅，印象都很平淡。 张：我们是利用爱情来写成东青的，是为成东青本人服务的。《中国合伙人》成功以后，导演就跟我提出了继续合作的愿望。 王：为什么是跟你继续合作，另外一个编剧呢? 张：周智勇自己要当导演，很忙，有很多事儿。《中国合伙人》在拍摄过程中我是去跟组的，所以跟导演接触得比较多一些。在天津和北京拍的时候，我基本上全程跟组。 王：这对编剧来说其实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学习机会。 张：对。导演跟我说，演员进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需要我去帮演员解释他们的一些疑问，或者要及时修改台词。 王：是不是也有一些演员的意见参与了进来? 张：拍《中国合伙人》的时候陈导演是很开放的，到了《亲爱的》，那种开放基本上是史无前例的。黄晓明、邓超和佟大为，他们三个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是在规矩范围之内的，没有说为了要加戏，而是为了让戏更好。比如说婚宴那场戏，三个人一个月前就商量那场戏要怎么拍，三个人的位置怎么站，都齐心准备很久了。 王：像打架这场戏是剧本原先就有还是后来演员自己加上去的? 张：那场戏剧本里有，基本上节奏和台词都是按照剧本去做的，演员再提一些细节的东西。他们在拍那场戏之前已经在酝酿情绪了，那天下午，在拍喝酒吃饭那场戏之前他们已经在喝了，那个状态感觉真的是多年的老友即将分开的那种状态。我就知道这场戏会有很强的爆发力，拍的时候全场始终鸦雀无声，尽管写这场戏我不知改了多少遍，但我在监视器旁边看，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非常震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