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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谈到原型改编，对于大部分编剧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事儿，如果说原型不够分量，你会觉得改编没有太大意义;如果原型太够分量，可能也是一个麻烦，你就会被原型牵着鼻子走，但是又丧失了原型中某些原始的、淳朴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我很欣赏你这一点，能让原型中有用的东西成为你故事里面的一些枝桠，但是必须是在你的故事这棵大树上，在合适的位置上，而你要给这些枝桠提供一个坚实的根基，还有充足的能够让叙事源源不断进行下去的养分。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要有非常足够的储备才可以，我想这跟你蛰伏三年甚至更早的经典阅读打下的根基应该是有关系的吧? 张：这就又回到如何写人物的问题上来了。尼采不是说有酒神和日神精神么，对于我们做故事的人来说更倾向于后者，因为要尊重原型，去模仿，去提炼。但是最终还是要为人服务，我们是写人。我喜欢的那些作家，他们始终关注人，关注人与现实的关系的。你始终得保持对人的关注，对于人不带偏见，不因为人的阶层身份、社会地位、财富或弱点而歧视或屈就他，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道主义的基本态度，我们给这些人物不停地设置阻碍、困难，看他们复杂的人性给我们的启示，这个观念也是贯彻到《亲爱的》里面的。 王：这也是这部影片给人印象最深、最打动人的地方。 张：这个也是我们最严肃的创作态度的问题，其实很难，像我最早写电视剧，为什么会写出一种很单面的人物，不生动，就是会受限于他的职业、身份，写着写着就会掉进一种窠臼里。 王：说到底，艺术拼到最后拼的还是那份情怀，你的技术再炫，营销做得再火爆，作品本身缺了一份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这个作品的艺术价值等于零。那些被称为经典的传世之作，无论是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它都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的关怀，对人性的关怀。而《亲爱的》最打动人的一点就在这里，它有一种对人性的平等的关怀在里面，不管面对什么人，土豪也好，农村妇女也好，不在人格上设定所谓的高低贵贱，而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去探究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东西。 张：我真不觉得这种东西值得夸。 王：对，这一点本来应该是艺术最根本的，但是现在好像有点被遗忘了，所以一旦出现就成了一个很稀罕的东西。 张：这个非常不好。我认为现代小说，像鲁迅、张爱玲他们，虽然立场不一样，其实都偏向现实主义人道关怀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传统，应该尊重。 王：说到当下，看这部片子让我想到伊朗电影《一次别离》，都是从看似细小、看似不经意的地方一点点地挖下去，就像层层剥笋似地把生活最里面的那些东西一点点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令人触目惊心。影片一上来，是一对中产家庭，因为妻子要出国，丈夫不肯出国，于是俩人准备离婚，妻子搬回娘家，随即引出请护工照料男主人公父亲的情节，接着，男主人公与护工之间发生冲突，怀孕的护工流产，情节逐渐转移到对人性的拷问上，是男主人公在撒谎还是护工在撒谎?自此之后，真相不断冒出，人性深处的自私、卑劣与最终无法抑制的良知不停地撕扯、搏击，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最后演变成对每个人灵魂的拷问，这一点太让人震惊了。我不知道你在写《亲爱的》的时候有没有受到这部影片的影响? 张：导演让我做《亲爱的》之前，我就看过《一次别离》，真是由衷地佩服、惊叹它的创作者。它是在如此小的事件中提炼出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创作态度之严谨，技法之纯熟，这让我有信心去写《亲爱的》。 王：这种艺术作品真的是能够从感动你到直接打动你的灵魂，看完这样一部影片你会去反思自己的生活，反思自己灵魂深处的很多东西，这就是它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而且它表面呈现的完全是一个日常生活形态，都是一些非常小的生活琐事，你能看出它有宗教和审查方面的限制，还有拍摄资金上的限制，但是人家依然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艺术品格，我想这一点其实正是我们现阶段的中国电影当大家都在往票房奔的时候能够停下来关注的东西。 张：实际上我认为中国观众是有看现实主义作品传统的，包括鲁迅，包括当时的左翼电影，也包括80年代的谢晋，都偏向现实主义;家庭伦理，也是我们的传统，从戏曲到电影，悲欢离合，以小见大。 王：战后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是中国电影史上极为辉煌的一个阶段，像《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影片，都是通过一对夫妻、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让你看到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动荡与变化。 张：所以我认为这部片子应该不会跟观众很远。 王：那你的目标观众是? 张：当时可能有点乐观，希望各个阶层的观众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得到他们的感悟，虽然票房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口碑效应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对这样有格局的现实主义的影片抱有信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