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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东汉末年文姬归汉的史实是胡笳乐器能以承载“笳声悲凉”的声情而出场的关键时空点，在此之前，胡笳从原本作为行军狩猎与宫廷典礼的响器，历经两汉文人士大夫藉以抚摩追寻心灵归处时的苦涩疲惫，使积累在胡笳身上的离散能量，在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诗作上迸发了千古悸动的余韵。然而，这也只是胡笳文人化的开始，继之而来的音乐作品屡唱不辍，悲凉的声情在琴弦挑捻之间跃动，由笳入琴的脉络正是胡笳延续生命力的足迹。胡笳传入中原的缘由，是基于丝路开通与关市贸易所启动的汉匈文化交流；从胡笳的形制和吹奏的方式，可以证明胡笳原本是没有按孔的响器，至魏晋时期，才发展成为具有声情的旋律乐器；旋律化之后的胡笳成为文人士大夫寄托情思的对象，尤其在东汉末年，与文姬归汉史实相关的诗作《胡笳十八拍》，更让文人士大夫将己身寻思遁世高蹈的际遇暗合于文姬流离失所的时代悲剧氛围，“笳声悲凉”的声情从而将胡笳抽象为悲情的符号，并与琴合流，共同成为文人士大夫生存理念与生命意识的寄托；在两汉政局的转变和艺术人文精神的自觉中，蔡琰自述生平的诗作《悲愤诗》与《胡笳十八拍》才有可能以强烈书写个人的自觉性特色成为长篇叙事诗的瑰宝，胡笳也在这个张扬个人自觉性以及时局愈加纷乱的时代之后，从原来军乐中的响器，生发出它特有的离散声情，达到胡笳文人化的极致；而北方空间的荒远概念，则进一步演绎了笳声之悲；“荒”的语义场为东汉时期的文人士大夫提供了心灵栖身的想象，也就是在时间与空间的极远之处，这些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创新、文学与艺术创作的自觉才有给出自我解释的可能。胡笳源自北国荒地，文姬归汉的史实发生在“荒服”的匈奴，于是，笳声悲凉的声情与文姬归汉的史实自然地与“荒”的意象贴合，成为知识分子心灵寄托的想象家园，在混乱时局或是宦海沉浮的边缘际遇里，俨然是一方与权力中心抗衡的世外桃源，历代歌咏胡笳以及文姬归汉主题的各种创作，即是此一想象家园与世外桃源的外显。胡笳作为汉文化建构过程中一个外族传入的乐器，在见证异文化融合的同时，也生发出自身笳声悲凉的声情，不断成为艺术与文学创作时悲情想象的寄托，演变为一个意蕴丰富的符号。 【关 键 词】胡笳/文姬归汉/汉匈 【作者简介】蔡明玲，台湾辅仁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所，台湾 台北 蔡明玲，长庚技术学院专任讲师。1981年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1988年取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硕士学位，2003年考入台北辅仁大学外语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博士班，研究文学与音乐的关系。 胡笳是外族传入中原的乐器，在汉朝与匈奴胡族之间的异文化交流中，演变成为一个意蕴丰富的符号。审视这一段400年的汉匈文化交流过程，可以发现，双方主要以“和亲政策”与“贡纳制度”所建构的国际关系来展开异族之间的对话。基于汉朝与匈奴关系的非稳定性，汉朝为了取得控制匈奴的主导权，制定出征服西域以“断匈奴右臂”的配套政策，无论是反击匈奴或是安抚西域，这些政治上的图谋也成就了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胡笳在文化交流中传入中原，成为行军狩猎与宫廷典礼中的响器，然而，随着两汉政局多变与艺术人文精神的自觉，文人士大夫关注主体自身的生命体验，在社会氛围与思想潮流的当下完成对己身存在的思考，其间胡笳扮演了维系文人士大夫心灵的角色，转型成为一个能指的符号，指向所有“笳声悲凉”的意象。于是，胡笳在汉文化意识中，已不仅止于具体的乐器之形，其功用也不限于军乐和宴会的吹奏乐器而已，隐含的所指意义已经超越了原始的乐器形象，在跳开实用价值的层次之后，更深化为文人士大夫托附特殊情怀的抽象符号。本文将试论汉文化中胡笳从功能乐器发展为抽象符号的演变过程，论述的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胡笳传入中原的历史场景：汉匈文化交流 战国时代，匈奴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势力强大的北方外族，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冒顿以杀父头曼单于的方式自立为单于，开启匈奴最强盛的时代，从此趁着中国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西逐月氏，北服丁零，南取楼烦，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与西北部广大地区，统治范围东自今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南伸入帕米尔山脉东西的西域诸国，南到今晋北、陕北一带。汉朝建立之后，面对匈奴长期的寇扰，早期的高祖、文帝、景帝与武帝初期碍于天下百废待兴与藩国反叛的局面，在经营汉匈关系时，采取了缓兵之计的“和亲政策”。然而，即便如此，匈奴依然是伺机而动，发兵南下，劫掠汉朝的土地、人口和财产。自公元前133年武帝开始大规模地讨伐匈奴，同时在外交使节的纵横捭阖之下，苏武、李陵、张骞、傅介子、卫青、霍去病、赵破奴、李广利等人，一方面为西汉帝国开疆拓土，一方面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汉匈关系就在这种和亲与对抗的拉锯战中展开对话，一直持续到公元89年东汉和帝时的匈奴破灭、西走欧洲成为匈牙利民族(Huni)的主要族源之一为止。其间近400年的汉匈相争，西域丝路的控制权是决定双方势力消长的关键，丝路在东汉时期曾有三绝三通的情形，绝通之间正反映了这样的势力消长。 丝路开通的文化意义远远大于政治上输赢局面所代表的意义。就音乐文化的发展而言，沿途绿洲经济繁荣，促成部分王公贵族与商贾巨富出于礼仪以及市场经济的考虑，从民间招聘有才华的艺人进宫入宅，成为私人庄园的专属乐师，连带使民间音乐得到系统化的搜集、整理与加工。特别是在东汉时期中央乐府凋零的情况之下，这些私人庄园的专属乐师衣食无虞，精神上可以自由创作。从丝路体现的积极拓荒精神以及随着与异族他者对话而来的崭新视野，也激活了对乐制、乐器与曲调的思考。特别是经由丝路东来的佛教、摩尼教、祅教、景教，在宗教活动的礼仪方面为音乐文化的展演提供了新的载体。因此，就乐器与乐曲的传入中原而言，丝路可以说是一条“音乐运河”[1] P305。 汉武帝时期的博望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9年与公元前119年)，开启丝路之旅，为汉朝带回有关西域诸国地理、物产、政治、军事等诸方面情况的第一手数据。据《晋书·乐志》记载①，张骞曾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乐曲，乐府协律都尉李延年据其改编为军乐曲二十八首，同时，羌笛、笳、角、箜篌、琵琶等乐器也随之东传。此外，和亲政策与贡纳制度之下存在良久的关市贸易，维系着汉朝与匈奴胡族之间边境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尤其对匈奴胡族来说，他们需要汉族大量的粮食与布匹，甚至铁器以作为武器制造之用，因此，异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丝路与关市贸易的历史场景中成为必然的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