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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丁晓仑编著的《神秘的喀纳斯》一书记载[9] P13-15，目前生活在新疆阿尔泰山西北部峡谷中的喀纳斯湖边的图瓦族，流传着一个关于楚儿即胡笳的传说。当地人称作楚儿的吹奏乐器类似草笛，是用喀纳斯湖畔的蒲苇主茎所做的。楚儿比拇指略粗，长有两尺多，上下凿有三孔，吹奏的方式像竹箫，是一种复调的混声乐器，一只楚儿能有一个乐队的效果。从书中一帧额尔德什老人吹奏楚儿的照片，看到他将楚儿竖着吹，以右手扶管身，左手的大拇指与食指按孔吹奏。这个楚儿的传说，是一段关于牧羊青年与部落公主因楚儿之声而相恋的悲剧。楚儿的音色在这个传说里被描绘成“声音像风、像喀纳斯湖的波浪，像很多很多种声音，忧郁、旷远，像穿越了很多世纪，传到你的耳边。”这个乐器所传达的声情是沉郁悲哀的。 依据以上文献与考古的内容所示，可以证明魏晋以前的“笳”、“葭”与“箛”都是没有按孔的，是一种响器，还不是旋律乐器；至魏晋时期，胡笳已发展为旋律乐器，完全脱离无孔吹管的形制。曹魏杜挚《笳赋》[10] P1186：“乃命狄人操笳扬清，吹东角，动南征，清羽发，浊商起，刚柔待用，五音迭进。”晋代孙楚《笳赋》[10] P1186：“徐疾从宜，音引代起，叩角动商，鸣羽发征。”显然已经具备五声的表现了。而吹奏将近90公分长的管身，其吹奏的方法则异于一般吹奏乐器的姿态，如前引《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与《神秘的喀纳斯》书中所载以及照片所示，将它斜靠在右肩、管身下端接触地面、侧头吹之、左手拇指与食指按孔。今天，胡笳经过考证与改良，依据陈旸《乐书》记载的图例做成形状像花瓶并且结合现代管乐的结构，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音域，同时，在与西方乐器合奏的尝试中，寻求突破传统音色声情的诠释②。 胡笳不但如此五音俱全，而且还是音乐感性非常强烈的乐器，如《晋书·刘隗传》有段记事[11] P495：刘畴“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出塞》、《入塞》是汉代横吹曲，宫廷音乐家李延年胡曲二十八解中的两首。 汉李陵《答苏武书》中，也有被胡笳音乐所感动的叙述[12] P564：“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 魏文帝曹丕感叹时光荏苒，人事无常，以笳声起兴：“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13] P582 近代台湾诗人藉笳声隐喻苍茫凄清的意象，如，庄年《安平晚渡》：“笳声互动日沈西，一片苍茫暮霭低。”[14] P922无名氏《沙鲲渔火》：“清笳落日归渔笛，战垒寒烟冷钓堤。”[14] P965褚禄《安平晚渡》：“远浦不须愁返棹，晚风无事动悲笳。寒潮乍退人归后，明月孤舟漾浅沙。”[15] P1578 旋律化之后的胡笳成为文人士大夫寄托情思的对象，尤其东汉末年与文姬归汉史实相关的诗作《胡笳十八拍》，更让文人士大夫将己身寻思遁世高蹈的际遇暗合于文姬流离失所的时代悲剧氛围，胡笳从而抽象为悲情的符号，指向了笳声悲凉的意象。 据前述吴叶的考证，琴曲与琴歌中出现的胡笳音调可以上溯至东汉蔡琰的时代，由此推论胡笳在抽象为特定悲情的符号之后，在演绎声情的形象上容易贴近文人“不离于身”的古琴③，古琴是文人士大夫抒情与言志的手段。古人以琴写笳，诸如《大胡笳》、《小胡笳》与《胡笳十八拍》等琴曲琴歌，又如唐代诗人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弄》诗中描写董庭兰演奏琴曲《胡笳弄》的出神入化，实因笳与琴在声情的表现上，胡笳以其承载的悲凉意象成为琴曲创作的想象，足见胡笳升华为抽象符号之后，与琴合流，同样成为文人士大夫生存理念与生命意识的寄托。 三、两汉政局转变与艺术人文精神自觉中的胡笳符号 汉初，沿袭秦代中央集权与郡县制度的政治结构，通过缩小郡县的手段，弱化地方政府的实力，逐渐摆脱先秦时代以氏族传统结构为基础的邦国，朝向中央集权的统一专制帝国发展。自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相互颉颃的各家学说，至此出现了相互融合的新趋势，为新建的统一帝国提供合理存在的理论建树基础。此一整合先秦百家争鸣哲学思想的工作，早在战国时代的庄子、荀子以及韩非子评论当时各家思想的作为上见出端倪：“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这不仅是寻求政治上的大一统，也可视为思想上整合的先机。而整合的努力，首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留下痕迹。 《吕氏春秋》自觉地尝试以新儒家④ 思维来综合百家以求思想上的一统天下，提出“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16] P654的统一原则，建构一套从自然到社会的完整体系，完全纳入“宇宙图式”[17] P128的思考之中。《淮南子》貌似道家，实质内涵则是重视人为与积极入世的儒学，并以强调“天人感应”而展开其“把天文、地理、气象、季候、草木鸟兽、人事制度、法令政治以及形体精神等万事万物，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相互联系和彼此影响并遵循普遍规律的宇宙图式中”[17] P135的企图，此等企图确实建构出成熟的宇宙论，也为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铺就坦途。 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融合了儒家、法家、道家、阴阳五行等各派哲学思想，建构出一个严密的理论结构，举凡“天体运行，四季递换，人间伦理，政府组织，以致人身生理与心理，都是一个又一个严整的系统。”[18] P104这些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以阴阳与五行的均衡作为观测的平台。阴阳相对主要指涉人事之间的关系，如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男女等；五行相克相生主要指涉自然界诸种力量之间的轮替与运行。在强调自然界与人事之间的互相制衡之下，“在这一有常有变的动态宇宙中，微小的局部变动，可以反映大系统的失衡。相对的，正如巫术的运作，人可以经由小小运作，影响宇宙的秩序。在如此井然有序的系统中，一切都是可以预知预见的；一切离开常态的变化，也是可以经过适当的安排，重新回归正常。”[18] P105董仲舒的宇宙观为汉武帝及后代帝王所采纳，王权秉自天命，如同大自然时序的更迭，王权也必须时时更新，王权更新之前必有征兆，天灾人祸都是朝代更迭的预兆，为此，武帝以及之后的帝王们莫不以种种权宜措施，诸如更改年号、制定新的历法，试图以天命更新来确保皇位的永续。至于知识分子，受此理念的影响，以掌握天地古今的知识自许，并以此知识的权力，生发出一股代圣人立言的使命感。儒家的今文学派在这样的使命感之下，尊孔子为素王，立儒家经书为五经博士，更甚者，撰写具有启示性预言的“谶纬”以辅助经书，知识分子俨然以宇宙秩序讯息的解释者自居，针砭时事，同时，试图将知识转化为解释宇宙秩序的权力，以建构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与大一统的政治事实互相呼应，这是西汉文人士大夫自我肯定的一股豪气。 但是，西汉中叶后的皇权衰落与外戚宦官之祸，造成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到了东汉时代，文人士大夫就再无这股豪气了，他们丧失对大一统格局效忠的热情与理想，只落得终极生命无处栖居的苦闷。检视皇权一路衰落、政局江河日下的过程，从元帝开始。元帝时代征用儒生，委之以政，天子则不亲政事，隆好音乐，《汉书·元帝纪》赞曰[19] P298：“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同时，中书令石显首开以宦官当政的先河，《汉书·佞幸传》[19] P3726：“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自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从此，出现皇权外移、天子威信下降的端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