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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历史终结到艺术终结 阿瑟·丹托这样描述艺术终结之后的情形：“说历史终结就是说不再会有艺术品游离于历史范围之外。一切皆可。一切皆可为艺术”(23)。这就是说，行将终结的是“游离于历史范围之外”的艺术，而那种艺术就是声称自己不食人间烟火的自律性艺术。 艺术自律是资产阶级用以跟贵族国家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一种普世性价值诉求，它是“天赋人权”思想在艺术领域里的延伸。艺术自律论生成于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的文化领导权战争，在17—18世纪欧洲发生的这场战争中，资产阶级用普世价值为市民社会提供一种超越阶级身份差异的观念系统，并以此质疑贵族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借助于普世价值，资产阶级不仅在市民社会中掌握了话语生产权力，而且为在文化上、进一步在政治上全面战胜贵族国家聚集了思想能量。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的基本前提是“人性论”，即由先验理性、天赋人权、个人自由等构成的一种观念体系。就像裸体绘画用肉身的普遍性解除了服饰的身份差异标记功能一样，普遍人性也致力于摧毁贵族国家所赖以建立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即血统伦理。在贵族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中，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在市民社会诸族群中脱颖而出成为领导者，就是因为资产阶级举起普世价值的大旗，给予了市民社会的各族群一种共同的身份合法化依据；而贵族国家的血统伦理则是一种等级制的思想，它排斥掌握国家权力的贵族阶级之外的任何族群的身份合法性。 血统伦理规训下的贵族国家倡导献祭/国家主义和典雅/宫廷趣味的艺术，比如专制主义时代的古典主义悲剧和洛可可艺术。而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则倡导一种超越族群身份差异和国家意志差异的“高级艺术”，这种艺术被现代性的设计者们描述为“美的艺术”，即它依赖于“审美”而非神学、国家意志、族群伦理等而存在。康德对这种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视界中的理想艺术作了完整的阐述。康德把艺术活动归之于人的先验性，并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游戏”、“天才论”等界定艺术活动的属性，建构了艺术自律的理论体系。康德美学跟康德的先验哲学一样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其革命性体现在用艺术自律这一普世性的价值诉求否定了贵族国家的文化领导权。也正是因此，建立在先验人性基础上的艺术自律得以成为审美现代性的“元理论”，进而自律性的艺术普遍化为一种现代文化体制。比格尔对此有清楚的评判：“康德命题中的资产阶级性恰恰在于要求审美判断的普遍有效性。普遍性的情致是资产阶级独特特征，这个阶级与代表了特殊利益的封建贵族阶层进行着斗争”(24)。 现代性的历史的核心内涵是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博弈。从早期的贵族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压制到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市民社会完成其宪政国家的历史建构，现代性这一社会改造工程经历了生成、发展以至于走向终结的历史过程。而作为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产物，包括艺术自律在内的普世价值同样也随着现代性走向终结而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视作现代性工程的一份“结项证书”。 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博弈的第一个阶段是贵族国家与资产阶级的对抗。宗教改革后，专制主义的贵族国家和城市资产者族群同期形成，强大的贵族国家权力系统全面压制着野心勃勃但力量不足的资产阶级，建立在血统伦理之上的宫廷文化占据着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资产阶级正是在此历史语境中提出以天赋人权为主题的普世性价值，以此同贵族国家争夺文化领导权。在资产阶级与贵族国家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中，艺术自律作为普世价值体系的一个子命题被资产阶级赋予了一种意识形态革命的功能，康德美学就体现了资产阶级用先验人性摧毁血统伦理的革命政治诉求。现代性工程的第二个历史阶段是民族国家与民主-法治社会之间的协商。贵族国家解体之后，资产阶级逐渐掌握了国家权力，而市民社会则转向多族群聚合构成的“民主-法治社会”。资产阶级主宰的民族国家与多族群聚合的民主-法治社会之间呈现为一种协商谈判的关系，双方共同信奉普世价值这一超阶级的合法化依据，因此包括艺术自律在内的普世价值在这一历史阶段获得了普遍的认可，艺术自律成为一种体制性的价值准则。到现代性工程发展的第三阶段，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步走向一种全新的形态，即宪政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服从，这也可以表述为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抗中公民社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国家权力的运作须依循公民社会的规则才能显现其合法性。市民社会的当代形态——公民社会——扩展成为生活世界的普遍结构。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现代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支配力量，即，在最近几十年里西方社会经常发生的政府关门事件。政府关门说明国家权力的有限性，而政府关门期间社会生活仍然按照普遍规则延续，这说明公民社会具有了独立于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但是宪政国家的权力体系却不可能脱离公民社会，它甚至必须依循公民社会所制订的合法化原则而存在，这就是市民社会取得对国家权力的全面胜利的表现。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国家权力向市民社会寻求“同意”，这意味着民族国家向宪政国家的转型，也意味着市民社会正在成长为公民社会，还意味着宪政国家跟公民社会的关系结束了对抗性而趋向于“谈判”。资本主义的改革使得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对抗性空间逐步消失，现代性工程的核心内涵也大有“得胜回朝”的态势，于是便出现了利奥塔等人关于现代性终结的感叹，也出现了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惊世之论。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对抗的消失导致了一个文化后果，那就是包括艺术自律在内的普世价值失去了生存空间，因为资产阶级用以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普世价值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对立的历史语境中生成并展开的。 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这一二项对立的结构空间中曾经诞生以进步论历史观为代表的各种现代思想体系，因此在市民社会战胜国家权力主宰生活世界、二者间的对立逐渐消失的历史语境中，思想界感受到一种现代性正在终结的气氛。包括艺术自律在内的普世价值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市民社会在那个二项对立中需要争夺文化领导权，但是现在这里已经没有进行这种文化战争的理由了，于是自律性艺术体制也自然要走向终结。艺术终结不是一切艺术的消亡而只是自律性艺术体制的消亡；自律性艺术的终结也不是“哲学对艺术的剥夺”，而是普世价值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现代性终结的社会语境中失去历史必要性的自然结果。 现代性的社会改造工程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以市民社会为主轴的宪政民主型社会，其二是以国家权力为主轴的总体化社会。很显然，普世价值、艺术自律以及自律性艺术体制的终结等等，都只能发生在以市民社会为主轴的宪政民主型社会的历史进程之中，因为引导此种类型社会的终极价值是个人自由，而包括艺术自律在内的普世价值同样也指向个人自由。国家主义的总体化社会以民族国家的自主和强大为最高价值，总体化社会用全能国家取消了市民社会的生存空间，因此倡导普世价值以期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市民社会很难在总体化社会中生存，包括艺术自律在内的普世价值同样没有了生存的余地。 艺术自律作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诉求，其基本内涵是艺术与世俗生活的分离。自律性艺术体制下，人们生产和消费着一种远离生活世界的非历史性的意义经验。这种被称为“审美经验”的东西使我们体验到一种超越沉沦的世俗生活的“解放”的感受。但是在自律性艺术体制走向终结的时代里，这种曾经让人们在其中看到逃离总体性控制愿景的超然经验，逐渐失去了吸引力。一种极具“市民化”意味的文化经验即日常生活经验，开始在艺术场中蔓延。在卡斯比特看来，当代的“后审美艺术”标志着美的艺术的终结，他抱怨后审美艺术说：“它们只能创造失败，把握美的无能也正是现代的后审美艺术缺乏创造力的标志”(25)。卡斯比特眼中，真正具有解放功能的艺术只能是那种审美自律的艺术，后审美艺术对审美的放弃意味着艺术的终结。不过舒斯特曼的“审美经验的终结”则明显肯定当代艺术回到生活世界的趋势。其实费瑟斯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W·韦尔施的“审美化”理论都跟舒斯特曼的说法有相通之处，它们想要表达的中心意思是审美经验和日常生活经验的兼容性，即审美经验走出自律性回归历史。艺术的终结并不像阿瑟·丹托所理解的那样，源于所谓“哲学对艺术的剥夺”(26)；丹托跟格林伯格一样，过于看重现代艺术的“自我指涉”的倾向，以至于以为这一倾向导致关于艺术的哲学思考替代了艺术本身。真正终结了审美现代性的自律性艺术体制的是艺术向历史的回归，是日常生活经验的呈现。波普、超级写实、装置艺术、身体艺术等被阿多诺称为“反艺术”的艺术潮流，都企图在“平凡物变形”中体验日常事物的存在，它们摧毁了自律性艺术体制的核心观念，即艺术超越乃至抵抗日常生活。但是最终能够完整系统地表述日常生活经验的是大众文化，真正终结了现代艺术体制并在所谓“艺术终结之后”统治审美文化的，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反艺术，而是最擅长书写日常生活经验的大众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