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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卒平冤》⑦剧写武昌知府赵锦堂沽名钓誉，获得御赐“江南明鉴”的匾额。就在他得意洋洋之时，恰巧遇到民女玉环诉告：未婚夫杨春龙上京应试乏资，至武昌向岳父求借，然因岳父嫌贫被逐。作为未婚妻的玉珍生出恻隐之心，暗约他闺房取资。不料在约定的夜半之时，玉环不但财物被骗、险遭奸污，父母还被人残杀。赵知府听后，自以为能够明察秋毫，在没有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即贸然断定：“那奸夫借债不成，怀恨在心，乘约会之机，骗奸杀人。此案一目了然，凶手就是杨春龙！”江夏县县令在承办此案时，发觉被告蒙冤，但为顾全恩师赵大人“江南明鉴”的声誉，和巩固自己的官场靠山，硬是将能够证明杨春龙卧病在床、不可能杀人的店家重责四十大板，并说他“受人贿赂，替凶手开脱”。又把说了实话的捕快吴明动了棍刑，并将他贬为狱卒。如果说前面的内容都是在揭露官场的黑暗、官员品性的卑劣，那么，从吴明被贬为狱卒开始，剧目的内容便具有了现代的色彩。吴明虽然在是否维护正义的问题上犹豫彷徨，担心自己会陷入危险之中，但是在女狱卒靳氏的敦促下，他决心不顾后果，查明此案冤情。然而，在他找到了真正的凶手之后，由于不了解官场内幕，真的以为武昌知府赵锦堂是一个廉明公正的好官，便将真实的案情面奏赵知府。谁知赵知府考虑的不是杨春龙是否被屈杀，而是若此案被翻，这“江南明鉴”便成了笑柄，“巡抚与我素有隙，知此冤案必追根。再向圣上奏一本，欺君之罪怎脱身？前程顿作黄粱梦，千古芳名成骂名。”便表面赞许吴明，暗中却命令江夏县令将吴明治罪，充军沙门岛。靳氏为解救吴明，利用官僚之间的矛盾，到巡抚衙门告状。巡抚对趾高气昂、用尽心机夺他权力的赵知府早已有了恨意，便趁“明鉴亭”落成庆典之时，让吴明当众状告江夏县令和武昌知府。结果，杨春龙冤案昭雪，两个草菅人命的昏官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这部戏原是楚剧的一个传统剧目，名叫《九人头》，亦名《武昌奇案》。其内容主要是暴露社会的黑暗，从官员、狱卒到社会上的流氓无赖无不利欲熏心、残忍无道，使得许多普通的百姓无辜遭殃，丢掉性命。然而，如若仍然表现这样的内容，就不会引发今日观众的兴趣，因为老剧目中的小民百姓除了哀求权势者之外，没有多少自觉的反抗行为，甚至连反抗的念头都没有，其任人宰割的场景让人窒息与绝望。 表现被压迫者的反抗与斗争自然不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延安抗日根据地的《逼上梁山》就已开其端倪，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演绎此主题的剧目逐渐增多。但是和近30年来此类题材的剧目相比，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以暴露黑暗为主，而后者则以表现反抗斗争为主。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之前，也有以表现反抗斗争为题旨的剧目的话，陈仁鉴的《嵩口司》⑧应算作成绩突出的一部。剧中的主人公嵩口司巡检曾康永虽然有官员的名号，实际生活中却与贫苦的农人无异。因为无钱行贿，吏部便派他到地僻山深土薄的嵩口做巡检。然而，每月二十两的俸银总是被上司克扣一空，结果，弓兵逃走，衙门荆棘丛生，他和一个门子为了解决温饱的问题，只得每日赤脚破衣，持锄种地。就是这样一位落魄的官员，当见到小民百姓被人欺凌时，却能不顾安危，挺身而出，以惊人的勇气与超凡的智慧同狼狈为奸的高官们斗，与土豪恶霸斗，最后假借巡按手中的可以先斩后奏的金牌的力量，处死了抢夺民女、害人性命的宰相公子罗文举，和受贿贪赃、助纣为虐的李按司与倪知县。“一个米粒大的小官，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比他品级大三四倍的官砍了，不但伸张了正义，又维护了法制。”剧作者自己也认识到，这部剧作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其故事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⑨但是，该剧却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成了莆仙戏的保留剧目。直至今日，莆田、仙游地区的许多民营剧团还经常应观众的要求，演出此剧。观众们说，看了坏人被杀的下场，让人解气。老百姓有申冤报仇的一天，使我们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三、思想先进与人物形象典型化成了许多剧作家追求的目标 把近三十年来所创作的戏曲剧本盘底一下，就会发现，百分之六七十的剧本和之前的以载道教化为主旨的剧本不一样，这些剧本的内容非常明显，是为知识分子的欣赏趣味量身定做的。它们有着两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在剧本中寓涵着“先进的”思想与深刻的哲理。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剧作家为了使戏曲文学剧本具有丰富的内涵，有意识地将戏曲剧本雅文学化，在故事中融入了自己对历史、社会、人生富有个性的思考，希图使戏曲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以自己“最先进”的思想启迪大众，引导着社会向作者认定的“正确方向”前进。 始作俑者当是魏明伦的《潘金莲》⑩。魏明伦创作此剧的动机在其“剧前说明”中表述得非常清楚： 本剧根据《水浒传》原型故事，撇开《金瓶梅》续作篇章，取舍欧阳老的剧本得失，重写了一个令人同情，令人惋惜，又招人谴责，引人深思的潘金莲！试一回新招，拎一袋问号：潘金莲是罪该万死，还是罪不当死？是罪在红颜女子，还是罪在黑暗世道？是反思古代妇女命运，还是联想当代家庭问题，抑或是遐想未来婚姻之奥秘…… 作者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潘金莲偷汉杀夫的行为，认为潘金莲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其悲剧的制造者是旧时的社会制度。该剧的演出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时间几乎人人议论。一些新锐剧作家受此鼓舞，纷纷步其后尘。他们亦用探索的目光，寻找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探讨社会发展过程中兴盛衰败的规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性格在人生悲剧中的作用等等问题。于是，他们的剧作蕴涵着“哲理”，流淌着思想，渗透着“先进”的观念，我们不妨将此类剧定名为“思想剧”。自此以后，“思想剧”一部接着一部地产生。因受到政府文化部门的支持与戏剧评论家的喝彩，它渐渐地占据了戏曲创作的排头兵的位置，引领着戏曲发展的方向。可以说，在近30年中，得到媒体广泛宣传与获得政府大奖的戏曲剧目多以“思想”的尖新见长。 川剧《山杠爷》(11)反映了一位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山杠爷，虽然勤政爱民、廉洁自律，满心地希望将自己治下的山村弄得经济富裕、家庭和谐、人人正派上进，但他仍然使用人民公社化时期人治的管理办法：“公社好比大牛圈，社员像牛儿在圈内栓。集体这根鞭儿在我手，任我挥舞，法力无边。”对那些不听管教、不服从组织决定的农民，先是训斥教育；若不听，罚粮罚款；若仍无效，关押游街。公社的体制解散之后，一些落后的农民仿佛挣脱了枷锁，为所欲为，有的抗粮不交，有的虐待老人，有的荒废农田，面对这一人心涣散、目无组织、村风日下的局面，山杠爷扣押闹事的王禄、私拆素芳的信件，并勒令在外打工的农民回村种地，最后把虐待婆婆的翠花捆绑示众，弄得面子丢光的翠花上吊自杀。山杠爷被具有法律意识的孙女告发了，懵懵懂懂地坐了班房，连村民们也不知道山杠爷这样的好人犯了哪一条国法。剧作者通过山杠爷的所作所为与最后的结局告知人们：法制的时代到来了，一切都应该按法律办事，即使是好人出于好心也要按照法律办好事情。 浙江的姚剧《强盗与尼姑》(12)，也是一部借用艺术形象来解说思想的剧目。辛亥革命年间，绍兴府都督、革命军领导人王金发被亲情、爱情蒙住了眼睛，不但将反革命的劣绅安排到都督府中做官，还释放了杀害秋瑾的凶手——革命的敌人章介眉，最后弄得民怨鼎沸，众叛亲离，自己也身死敌手。很明显，剧作者的目的是通过虚构的王金发的爱情与婚姻的故事来揭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即资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不知道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自己的朋友，没有依靠人民群众这一革命的主要力量。 《曹操与杨修》(13)的“思想”成就是，剧作者在深入研究了中国人的性格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来，中国的事情要好办得多，社会发展的速度也要比历史与现实快得多。然而许多事情却办不成，发展的速度也上不去，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你争我斗，相互倾轧，人才内耗。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当权者有嫉妒、防备贤才的心理，而有才之人又自负清高，恃才傲物。该戏的导演马科也参与了剧本的修改与定稿，他对于该剧的创作目的，说得最为直白：“这个戏中的曹操与杨修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的典型。有长处，也有短处。曾经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华民族为什么沦落为‘东亚病夫’？时至今日仍然是不发达国家。其中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内耗，许多聪明才智都因此而抵消了。……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民族心理中有一种东西在作怪。《曹操与杨修》就提出了这一震撼人心的问题。”(14)剧中的曹操并非是传统戏曲中的那个奸诈阴险、祸国殃民之人，他怀抱统一天下、救苍生于水火之中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广招人才。于是，才华卓越的杨修便来到了他的帐下。曹操委他以筹集粮草、保障大军供给的重任。然而，当杨修特立独行、不唯唯诺诺的个性难以驾驭，并时常冒犯他的权威、揭露他的心机时，曹操便容纳不下他了，痛心而又决然地杀掉了这一旷世奇才。而杨修也不是个品性完美的知识分子，他虽然和曹操有相同的志向，也愿意倾心尽力地辅佐曹操匡复天下，但狂傲又狷狭的性格，使得他与曹操无法和谐相处。他自作聪明，无视主帅的权威与军纪的约束，私自派孔闻岱到敌国去购买军马粮草；他越权调兵遣将，搅乱军心；他容不得曹操矫饰作伪，逼曹操杀其爱妻。为了让曹操服输，他让三军主帅为自己在雪地里牵马坠镫十里。他不知道权变，不知道大局的利益高于一切，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可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而且是被欣赏自己才干的曹操所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