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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梦魂传说和故事框架 《牡丹亭》所吸纳的民间传说的故事框架，全离不开梦、魂、回生等问题。 自古以来，人们对梦境的困惑，对生和死的敬畏，一直盘踞在心头。人们也一直相信，在人的肉体之中，缠绕着某种惚兮恍兮的非物质状态。这东西，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当生命之花依然活跃时，它被称为“梦”；当生命之花凋谢时，它被称为“魂”。当游离的“梦”或“魂”，重新进入肉体，于是，人便会醒觉，生命便会回生。正如恩格斯指出：“在远古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还不会解释梦里的现象，便以为他们的思维和感觉并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某种独特的东西，即寄居在这个身体内并在人死亡后就离开这个身体的灵魂活动。”⑨ 对梦与魂的无法解释，表现在民俗上，便是大量穰梦、厌梦、招魂、祀鬼仪典的存在。与此相适应，民间也流传着大量有关梦与魂的故事传说。由于梦境与灵魂，似有还无，有着无法言喻的神秘感，能够给人以奔驰想象的空间，因此，作家们很愿意让它出现在作品中，用它去表现自己不易言明的题旨。 人们也都明白：生命不能脱离社会，脱离实际。但梦与魂，却可以脱离生命。也就是说，这与生命若即若离的非物质状态，可以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这一来，人们可以把自己的理想，溶入梦、魂之中。尽管这种理想与愿望，在现实社会中不能实现，脱离实际，却可以让人们感到它是“合理”的存在，或者认为它是一种可以实现的预感。 “梦魂昨夜无拘检，又逐杨花过谢桥”，北宋词人晏几道的这两句词，说出了人们对不受拘检的自由自在的梦魂，是怎样的满足，是怎样的舒心快意。 在封建时代，人活在社会中，无不受到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拘检。人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不能自主，不能自由。这一点，最具体地、集中地表现在婚姻制度之中。一方面，“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规范成了阻隔青年接触的鸿沟；一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条成了缚束青年恋爱的绳索。当无法摆脱现实的拘检，却又渴望冲出樊笼。于是，玫瑰色的理想，便幻化为梦魂，如烟如影，絪曦缊兮，在虚无飘杳的太空中追寻幸福。理想在集体的创造中口口相传，有些还承载于文字，便成了像《虞初志》那样志奇志怪的稗官小说。正如汤显祖说：“传记所载，往往俱丽人事，丽人又俱魂梦幻事。”⑩在许许多多与丽人有关的故事里，梦魂总与它缠绕在一起。 人们相信，不受任何外力检束的梦魂，总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诗经》第一首《关雎》就说：“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所谓寤寐求之，亦即让梦魂升天入地去寻找。因为君子相信，精诚致梦，一定可以在梦中和淑女相见。 不过，梦中相见，梦醒了却依然是“求之不得”。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再一次入梦。所以，梦醒的人，思寻梦境，总会在甜蜜中夹杂着苦涩。即使有权有势者如楚襄王，梦见有夙缘的高唐神女，两情欢洽。而梦醒以后，那巫山也只是为云为雨，沉浸在虚幻之中。因此，梦魂尽管可以出窍，梦醒毕竟悲伤。南朝诗人沈约，曾写过《梦见美人》一诗，有句云： 夜闻长叹息，知君心有忆，果自阊阖开，魂交睹容色。既荐巫山枕，又奉齐眉食。立望复横陈，忽觉非在侧。那知伤神者，潺潺泪沾臆。 因情成梦，醒后思量。这很能表现追寻理想的人内心凄苦的一面。顺便指出，汤显祖在《牡丹亭》里有《寻梦》一出，敷写杜丽娘梦醒后的悲苦。那深沉的笔触，实际也包涵着千百年社会的悲情与民俗的积淀。 人们相信“魂”的存在，相信它在人的“短眠”状态重新进入躯壳，便是“梦醒”；而在人的“长眠”状态下重新返窍，便是“回生”。如果说，在“短眠”(睡)与“长眠”(死)的两种状态中，“因思成梦”属于浅层次的话，那么，“由死而生”则是思想感情到达更深的层次。晋朝的干宝，借故事人物的口说：“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复生。”(11)汤显祖的想法也是如此，他甚至赞美那种“为情而死”的人，认为殉情者感天动地，则可以回生。在《牡丹亭》题词中，他指出：“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所以，为表现杜丽娘的“情之至”，剧本中就有《回生》的情节。 在封建统治的牢笼里，青年男女无法挣脱命运的缚束，为情而死者，所在多有。殉情者的惨烈，使人们心灵震撼。当同情与怜悯升华为敬仰与愿望，生而可与死，死而可以生的故事，便在民间流传。每朝每代，不断有人加入殉情的行列，民俗有关“回生”的说法也越来越多。除《搜神记》外，《夷坚志》、《冥祥记》、《冤魂记》、《剪灯新话》都有不少的记载。当剧作家们采用“回生”、“还魂”来表现“情之至”的时候，势必从民俗传说中吸取养分，甚至在情节框架中出现与传说重叠的现象。这一点，正是汤显祖不讳《牡丹亭》的故事来历，而评论者们又纷纷指出它出自不同源头的原因。 其实，汤显祖在创作中，何止借鉴民俗传闻形成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他还注意运用、吸取各种各样传统的轶闻，作为增强剧本意趣的材料。就以《牡丹亭》的剧本名称为例，作者在《园驾》下场诗里，引用了白居易的诗句：“春场遥断牡丹亭”。可见，唐人已把“牡丹亭”视为与情爱有关的场所。元代乔孟符的杂剧《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写书生韩飞卿和王府尹之女柳眉儿在梦中相见，幽会处也称为“牡丹亭”： [白鹤子]这搭儿里厮撞着，俺两个便意相投，我见他恰行过牡丹亭，又转过芍药圃蔷薇后。 [幺篇]风月心何日遂，云雨意几时休…… 看来，《牡丹亭》直把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欢会的地点定在后园里的“牡丹亭”，既是承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所规定的情景而来，(话本中有“只见那书生向前将小姐搂抱去牡丹亭畔”的说法)更说明汤显祖意识到，长期以来，人们实际上把“牡丹亭”作为表示情爱、欢媾的符号，意识到一提到“牡丹亭”这一名目，人们的脑际便会浮泛出许多与情爱相关的联想，而不是把它作为普通庭亭名字那么简单。 《牡丹亭》里还出现过“花间四友”的描写。所谓“蜂媒蝶使”，从来也是被人们视为风流韵事的符号。《金钱记》的第一折便写到韩飞卿希望“花间四友”，能替传递爱情的讯息：“我想从来这花间四友，莺燕蜂蝶，与人作美。我央及你这四友者。”在《冥判》一出中，阴间的判官罚四个罪犯化生为“花间四友”，让他们卵生为昆虫。作者运用传统这一特定的“符号”，也让读者得到它们即将被判往人间传播爱情的暗示。 这一切，说明一贯重视民风民俗稗官野史的汤显祖，当他拥抱生活需要凸现“情之至”的理想时，便借助一些传说故事的框架，甚至融合或俗或雅与情爱相关的细节，进行再创作，“更而演之”，缔造出“巧妙叠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12)的《牡丹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