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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俗风情的穿插——闹热的《牡丹亭》 清代的洪昇，在《长生殿》例言中自诩：“棠村相国尝称余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世以为知言”。 《长生殿》是够闹热的，殿堂上轻歌曼舞，沙场上刀光剑影。游月宫、上天堂、排场之盛，令人目不暇接。不过，洪昇这句话的弦外之音，给人的感觉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场面并不热闹。唯独他的《长生殿》才属标准的“场上之曲”。 洪昇的看法，也并非全无道理。因为《牡丹亭》给人的印象，确实以幽怨为主。人们一想到它，眼前浮现的总会是“游园”、“惊梦”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酸酸楚楚的场景。加上它不断被人删除，臧晋叔声称“删削原本，以便登场”。(23)后来徐日曦本、冯梦龙本，则把《牡丹亭》中那些看似与杜、柳爱情无关的《怅眺》、《劝农》、《肃苑》、《慈戒》、《虏谍》、《道觑》、《论崇》、《欢挠》、《诇药》、《缮备》、《淮警》、《仆侦》、《御淮》、《淮泊》等出，统统剔掉。 于是，观众看到的多是把爱情场面一竿子插到底的《牡丹亭》，难怪让人产生“《牡丹亭》传儿女之情，仅局限于家庭范围，颇多冷静场面”(24)的印象。 印象归印象，而实际的情况是：《牡丹亭》并非不热闹。特别是汤显祖在戏中加插了很多与民俗风情有关的场面，使整个演出生动跳脱，冷热交呈。 在《牡丹亭》，最具民俗风情的是《劝农》和《冥判》两出戏。 在《劝农》，杜宝下乡，县吏鸣锣喊道，村民杠抬花酒，末、贴、净、丑扮演诸色人物，在舞台上频频调动。杜宝趁着“红杏深花，菖蒲浅芽”的晴明天气，到了官亭。父老们赶忙迎接，拜舞歌颂一番，便有田夫挑着粪箕，牧童耍着春鞭，采桑婆妇、采茶姑娘连接上场。他们在后台[泥滑滑]的歌声引导下，轮流唱着[孝白歌]，各自作着挑筐、骑牛、采桑、摘茶的舞姿身段，陆续领受杜宝的插花赐酒。“一大伙人闹闹嚷嚷”，尽欢而散。 在《冥判》，出场的是小鬼和判官。小鬼请判官用笔，他便举笔跳舞；跟着是“点鬼簿”，耍了一通“押花字”。其后，台上捉鬼，台后拷鬼，吱吱啾啾，鬼哭神嚎。在戏里，丑、净配合，展现了一系列诡异的腔调。古怪的举动和婀娜的身段，给观众以美的享受。 接着，判官开始审鬼。审鬼近于胡闹，却又有章有法。那鬼犯们生前轻薄，判官分别给予判决，四名男犯登时化成了“花间四友”、舞台上规定情景是：“净噀气”，“四人做各色飞介”，“净做向鬼门嘘气吷声介”。试想，判官、小鬼善风吹气，莺、燕、蝶、蜂满场乱飞，这场面何等有趣。汤显祖还让判官勾出花神，着他细数花色。花神连说带唱，手舞足蹈地演唱[后庭花滚]，一口气数出碧桃花、红梨花、金钱花、芍药花等花卉近四十种，这在花朝日拈花斗草的民俗技艺，又一次把舞台闹热气氛推上高潮。 《劝农》和《冥判》，在剧本中有什么作用呢？ 有人认为，《劝农》游历于杜柳爱情主线之外，“不为游花过峡，此出庸板可删”。(25)徐朔方先生则认为，《劝农》摆在《惊梦》之前，既是情节处理的需要，也符合时代现实。(26)也有人认为《劝农》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等等。 在文学上适当肯定《劝农》的价值，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似也不必过甚其辞。因为，如果汤显祖只就情节处理上考虑，那么，他实在不必劳师动众，大写特写，而只需让某一角色说一句“相公劝农去了”之类的话，以“暗场”方式便可打发一切。其实，汤显祖安排这场戏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利用情节进行的空隙，展现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戏的表演重点，是官员父老在劝农活动中的行为举止，是田夫、牧童、桑妇、茶娘的四组歌舞。在过去，立春时候，城乡多有“社火”活动。当观众们看到舞台上出现经过艺术加工的“社火”，看到挑担舞、鞭春牛、摘茶舞、采桑舞以及簪花饮酒等立春风俗的重现，一定倍感闹热和亲切。 《冥判》一出，就文学层面而言，它是《牡丹亭》故事情节的转捩点，但其作用也不仅仅在于此。有人在评价《冥判》时说：“《会真记》以惠明取雄，此以冥判发想，而闳纵过其万倍。”(27)这场戏，场景气氛瑰丽闳大，人物调度纵横变化，而作为主要人物杜丽娘的戏份，却又不多。作者搬演的意图，分明在于突出鬼判们闹热的表演。据王芷章《清代伶官传》载：清朝宫廷戏戏班曾在重华宫、同乐园多次上演《牡丹亭·冥判》，演出日期，有道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和道光四年正月初二，均属春节期间的吉日良辰。在这个时候演出《冥判》，也从侧面说明乐这出戏具有闹热吉庆的兴致。 汤显祖在酣写爱情闺怨的时候，是注意到让戏剧场面冷热交替、动静互补的。我们粗略点算，在《牡丹亭》五十五出戏中，涉及喧闹热烈场面者有十九出，约占全戏近三分之一多。 汤显祖在《牡丹亭》处理热闹场面，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在情节进行中随时插入科诨。象《道觑》一出，石道姑为杜十娘禳疾，作者便让她念诵一通自报家门的“千字文”，那异想天开的联系比附，真能使人喷饭。 第二，结合情节进展，插入战争场面，让文戏中兼杂武戏。像《虏谍》、《牝贼》、《缮备》、《淮警》、《移镇》、《御淮》、《寇间》、《折寇》、《围释》之类。那刀枪并举锣鼓喧天的场景，无疑能让观众精神为之一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适当呈现民俗场面，把沉醉在歌台舞榭中的观众，拉回到鲜活的现实生活中；把幽情雅韵，拉近与世俗的距离。像《劝弄》、《冥判》，便是民俗仪典的展示。 早在汉代，立春日“劝农”，已是朝廷的重要仪典。“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吏，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并且要演“八佾、云翘之舞”。(28)在宋代，立春“前一日，临安府造进大春牛，设之福宁殿前，及驾临幸，内官皆用无色丝彩杖鞭牛”：“是日赐百官春幡胜”，“翠缕红丝，金鸡玉燕，备极精巧”(29)同时，在祭祀活动中增添“与民同乐”的内容。例如除鞭牛插花外，“开封府奏衙前乐，选诸绝艺者在棘盆中飞丸、走索、缘竿、掷剑之类”。(30)在杭州，立春劝农由官府召集士绅百姓参与，“选集优人戏子小伎装扮社火”，谓之演春，“至日，郡守率僚属往迎，前列社火，殿以春牛，士女纵观，填塞街市，竞以麻麦米豆抛打春牛”(31)可见，这民俗活动已成为老百姓的盛大节日。 汤显祖是观看过并参与过立春劝农的活动的。在遂昌任内，他写下迎春的诗篇：家家官里洽春鞭，要尔鞭牛学种田；盛与花枝各留赏，迎偷喜胜在新年。(《班春二首》)遂昌属浙江丽水地区，那一带，立春的庆祝活动十分热闹。直到清初，丽水《青田县志》还记载：“迎春日，士女皆出现，各坊以童子装像古人故事，皆乘牛，以应士牛之令。”(32)在《牡丹亭》的《劝农》里，那一队队依次出现的歌舞，那“官里醉流霞，风前笑插花”的欢庆，显然是汤显祖经历过的闹热场景。 至于《冥判》，也和节日里“舞判”、“舞钟馗”和驱傩的民俗有关。 《冥判》里的判官，其实就是钟馗。宋元以后，被人们赋予祈福驱邪职能的冥府判官钟馗，成了民间社火的重要人物。逢年过节，酬神赛会，人们总少不了捧出这可怕而可爱的角色。《梦粱录》载：腊月时分，“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伙，装判官钟馗小妹等形神鬼，敲锣击鼓，沿门乞钱”。(33)《西湖游览志余》也载：“丐者涂抹变形，装成鬼判，叫跳驱傩。(34)艺人们装成鬼判模样，巡游于大街小巷，活跃情状可以想见。 舞判，实际上是“傩”的遗存。(35)所谓钟馗打鬼，乃是古代驱傩逐疫所用工具“终葵”的转化。顾炎武说：“《考工记》：大圭长三尺，杼赏终葵首。(原注：终葵椎也。为椎于杼赏，明无所属也。)《礼记·玉藻》：终葵，椎也。《方言》：齐人谓椎为终葵。马融《广成颂》：挥终葵，扬关斧，盖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傩之为耳。”(36)在汤显祖的故乡临川，傩风盛行。到现在，临川一带还保留丰富多彩的驱傩活动。在南丰石邮，傩仪的程序有起傩、演傩、搜傩、园傩。在宜春傩班的节目中，也有《小鬼戏判》。(37)刘镗的《观傩》一诗提到：“判官端坐高堂，鬼使左右列立，鬼犯百般捶楚，判官一一发落。”可见傩的演出，与汤显祖笔下的《冥判》颇为相似。 把民间风尚俗习祭祀仪典结合起来，对调动观众的情绪，增进观众对演出的亲切感，肯定更有积极的作用。因此，明清两代一些重要的舞台演出本，像《缀白裘》、《审音鉴古录》、《遏云阁曲谱》所辑刊的《牡丹亭》，虽删去乐许多情节枝蔓，而《劝农》、《冥判》则保留下来，让观众对作品的风格有全面的了解。 利用民间说唱伎艺，穿插于戏剧表演之中，是明代传奇惯常使用的手段。在元代，元杂剧之所以称之为“杂”，正是在戏中充斥着杂七杂八的歌舞说唱诨闹诸般伎艺。(38)明传奇的“闹”，继承了宋元以来“杂”的传统。像《牡丹亭》说的那段“千字文”，在说唱伎艺中早就有类似的搬弄，据《辍耕录》所记，有背鼓千字文、变龙千字文、摔金千字文、错打千字文、木驴千字文、埋头千字文之属。(39)王国维说：“此当取周兴嗣千字文语言，以演一事，以悦俗耳。在后世南曲宾白中，犹时遇之。”(40)有些剧本，还以玩弄文字游戏的办法，耸动观众耳目。像《琵琶记·杏园春宴》搬演一大段“莲花落”，等等。这样做，有利有弊。就作者而言，则是处于活跃舞台气氛的考虑。 汤显祖在评价《焚香记》时指出，该剧常串插仪典科诨等俗套，“星相占祷之事亦多”，“然此等波澜，又氍毹上不可少者。此独妙于串插结构，便不觉文法沓拖”(41)可见，他很了解闹热场景的穿插在舞台演出中的作用，当他自己在创作《牡丹亭》的时候，也一定经过仔细的掂量。说实在的，《牡丹亭》不乏拖沓之处，但《劝农》、《冥判》两出，牵合民俗场面入戏，则是颇为成功的举措。因为，戏中呈现的多彩多姿的“队舞、鼓吹”，不仅让闺阁言情的故事闹热起来，更重要的是它融合并深化乐剧本的旨趣。上面说过，“劝农”是封建时代重要仪典，历来戏曲故事，都以官员下乡劝农的举动，来表明他是个好官。像元剧《赵氏孤儿》写赵盾劝农，《伍员吹箫》说伍员力劝农桑，《竹坞听琴》、《魔合罗》分别提到梁尹和张鼎劝农，等等。汤显祖按群众历来对那些关心农桑官员的态度，让杜宝下乡主持劝农活动，这本身包含着对杜宝的评价。然而，在《牡丹亭》里，清官能吏竟成了追求人性自由的青年的对立面，这便说明压抑青年个性者，并非是应由哪些人负责的问题。越写杜宝的廉明，越能引导观众对封建弊端的思考。在《冥判》，汤显祖让外表狰狞内心仁慈的鬼判跳踯舞蹈，映衬出一个可悲的事实，即杜丽娘在恐怖的阴间里，却获得相对自由的天地。戏中鬼判发落乐“花间四友”，他们轻薄的行为，正好是杜丽娘爱情纯洁的反衬。至于花神一朵接一朵地说花，细数花样花色，是要引出判官对杜丽娘死因的判决。花色鲜明，花开花落，使“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人倍生感伤，乃至于伤春而亡。判官说“花把青春卖，花生锦绣灾”这句话，是杜丽娘怨恨“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的回应。在这出戏里，闹热的场景与作品的题旨，明里暗里，勾连贯通，真是“笔笔风来，层层空到”。很清楚，《劝农》与《冥判》，让大雅与“当行”间参，能够雅俗相融，化俗为雅，达到使传奇的文学性与戏剧性相结合的效果。 如上所述，被视为典雅的《牡丹亭》，其实是在民间传说民俗仪典的基础上，经过提炼加工，并在人物原型中渗进作者自身对人生的体悟，重新创造而成的。它源于民间传说，又远远超于民间传说。这一点，也是我国历代名剧共同的创作规律。 注释： ①《诗辨坻》卷四。 ②见徐日曦《牡丹亭序》，载《硕园删定牡丹亭》卷首。 ③李渔：《闲情偶寄·贵显浅》，见《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七)，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3页。 ④《点校虞初志序》，载《汤显祖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2页。 ⑤请参阅吴小如先生所著《关于牡丹亭的几件小事》，载《汤显祖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⑥见郭象《睽车志》卷四《马绚娘》。 ⑦段成式《酉阳杂俎》。 ⑧《答李乃始》，见《汤显祖全集》，第1411页。 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第四卷，第219页。 ⑩见《续虞初志·许汉阳传》，载《汤显祖全集》，第1654页。 (11)见《搜神记·河间郡男女》。 (12)吕天成：《曲品·新传奇品》，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30页。 (13)《闲情偶记》第三卷《贵自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第64页。 (14)《董每戡文集》中卷，广州：广东高教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15)王夫之：《姜斋诗话》，见《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4页。 (16)《答李乃始》，见《汤显祖全集》，第1411页。 (17)焦循《剧说》。 (18)见《北墅绪言》之《玉茗堂四梦评》。 (19)《太平广记》卷276引《幽明录》。 (20)《太平广记》卷319引《法苑林》。 (21)《丘伯稿》，见《汤显祖全集》，第1140页。 (22)《初成》，见《汤显祖全集》，第1442页。 (23)明朱墨本《牡丹亭》凡例。 (24)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 (25)见冰丝馆重刻本所录前人批语。 (26)参看《汤显祖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27)见清晖阁本《牡丹亭》批语。 (28)见《后汉书》“礼仪志”第3102页、“祭祀志”第31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29)《武林旧事》卷二“立春”条，杭州：西湖书社1981年版，第29页。 (30)《醉翁谈录》卷三，拜经楼抄足本。 (31)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54页。 (32)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27页。 (33)吴自牧：《梦粱录》“十二月”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版，第168页。 (34)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第354页。 (35)请参阅黄天骥《论参军戏和傩》，载《戏剧艺术》1999年第6期。 (36)《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154页。 (37)参看章军华《临川傩文化》，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1年版。 (38)参见黄天骥《元剧的杂及其审美特征》，载《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 (3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1页。 (40)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金院本名目》，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41)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序》，载《汤显祖全集》，第152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