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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酷儿电影及其理论充分利用后现代的观点和美学风格。它们一致质疑性别身份的中心主义论者，而且也时不时地揭示即使“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这些新的语汇也不足以包揽整个人类实际存在的经历。这些新酷儿电影经常探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种族、阶级以及年龄等的关系，以此来审视并检验其他不同层面的社会话语可能会给人们对欲望和身份的理解带来更为广泛的影响，有的从影片文本出发研究导演、类型、明星学，比如迈克尔·德·安格里斯(Michael De Angelis)和格林·戴维斯(Glyn Davis)对托德·海恩斯以及格雷格·荒木的个案分析；有的从社会文化语境出发，探讨时代背景下新的面貌和意义的呈现，比如伊安·莫兰德(Iain Morland)和安娜贝拉·维洛克斯(Annabelle Willox)编选的专著《酷儿理论》(Queer Theory，2005年版)、理查德·戴尔的论文集《酷儿的文化》(The Culture of Queer，2002年版)、莫妮卡·B·珀尔(Monica B. Pearl)的《艾滋病与新酷儿电影》等有的从观众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比如哈里·M·本肖夫(Harry M. Benshoff)的《一部酷儿主流电影的接受研究》(Reception of a Queer Mainstream Film)，迈克·艾伦(Michele Aaron)的《新酷儿观众》(The New Queer Spectator)文章④以及罗宾·格里菲斯(Robin Griffiths)编选的著作《英国酷儿电影》(British Queer Cinema)等。其他各类再版的权威理论著作，比如约翰·希尔(John Hill)、帕梅拉·彻奇·吉伯森(Pamela Church Gibson)编选的《牛津大学电影研究导读》(The Oxford Guide to Film Studies，1998年版)、帕姆·库克(Pam Cook)编选的《电影书》(Cinema Book，2007年第3版)等都有相关专题的重要章节；以及时下随意翻开的电影期刊杂志都包含涉及到了“酷儿理论与电影”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表明对这一方面相关的学术研究以及创作都在持续进行中。 个案分析： 1.过渡人物：格斯·范·桑特 新酷儿电影的领军人物之一就是这位以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为基地的导演格斯·范·桑特，他的特点就是打破传统标准和好莱坞电影的陈规陋习，为美国电影发出一种新鲜而生动的声音，并且形成了在主题内容以及形式表达上具有明显个人特征的风格。他的电影很多都是关注美国社会的贫民窟以及社会流浪儿的生活，比如《恶夜》(Mala Noche，英文名：Bad Night，1985)，《药店牛仔》(Drugstore Cowboy，1989)，《我自己的爱达荷》(1991)。他的电影都属于低成本制作，关注的都是生活在底层的边缘人物，是社会的流放和抛弃者，但导演却以一种异样的情感关怀为他们的生命喝彩。这些人当中有非法移民、男妓、偷抢药店的吸毒人士。导演在他们身上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并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手法披露了美国体制的弊端，指出是社会的所谓文明和竞争的发展将人异化并且置于被放逐的地位。 格斯·范·桑特对吸毒上瘾的人以及男妓的揭示并没有因为他们在生活某方面的特殊性而采取猎奇或者极度夸大渲染的方式。他的古怪呈现角度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处于社会底层和外层人群的生活状态，这些人都游走于社会的边缘。导演既没有将他们的生活做浪漫化的处理，也没有表示出要可怜他们。他的摄影镜头虽然是以现实主义的旁观处理，影像语言却是生动活泼的，这可能也是源自导演自己的世界观。格斯·范·桑特喜欢观察街上的普通人群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他坚信这些人的生活精彩有趣，这远比那些中产阶级的人的生活更富有戏剧性和启示性。 格斯·范·桑特早年毕业于罗德岛艺术学院，学习过绘画，所以他的电影比较注重运用画面来讲述故事。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天性跃动的敏感。最早20分钟的短片《幸福的风琴》是和他的高中同学联合创作的，描述了一对同胞兄弟所经历的一次悲剧性的周末；接着是《好莱坞的艾丽丝》，描述了一位十几岁的少女因为渴望成为明星而来到好莱坞，结果处处表现出一个街上顽童的状态，到处闹笑话，这是一部从未发行、低成本的疯癫喜剧。正式标志格斯·范·桑特崛起的是1986年他自己攒钱投资的影片《恶夜》。该片描述了贫民窟一家酒店的店员沃特醉心于一位不懂英文的墨西哥移民。影片是根据波特兰街道诗人沃尔特·柯蒂斯的小说改编的，格斯·范·桑特在自己床头一直保留着该书的手稿，书里有许多非常过分的性描写，其内容简直就像一本淫秽书籍。格斯·范·桑特是一位尊崇安迪·沃霍尔地下电影的作者，他通过在一家广告公司打工挣来的钱，凑足了差不多25000美元，用于该片的拍摄。影片里的太平洋西北区域富有典型特征的外景，运用波特兰当地的演员，再加上导演所贯注的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和态度，这些特征的融合标志着美国独立电影界一位新的天才导演的诞生。影片具有一种不曾修饰的朴素的美感，其中粗颗粒的影像效果以及惊人的流畅极富表现性，让观众想到法国著名作者让·热内的短片《爱之歌》。《恶夜》拍摄完后，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直到它获得了洛杉矶电影评论奖的最佳独立制片奖，影片才成为电影节关注的焦点，并且进入了艺术院线的发行和放映。直到今天，该片还成为那些拍摄独立电影的电影人所推崇的经典，尤其是它的不修边幅，甚至有些原始生活粗俗的质感，且洋溢着普通生活的浪漫气息，这一特质赢得了起步者的强烈认同。 第二部正式推出的影片是《药店牛仔》。该片由美国著名影星马特·狄龙饰演一个偷盗药品的小头目，他和自己的妻子以及另外一对青年男女组成所谓的四人帮派。影片最为生动地记录了青年在注射毒品后所产生的幻觉，以及由此在影像和视听表现上所展露的导演才华。最后是浪子回头，摆脱了毒品的诱惑，同时也抛却了在逃罪犯的惶恐，却因为还是身处一个吸毒贩毒的环境，最后也被罪犯打得处于昏迷状态。影片没有交代主人公是否死去，只是从他在救护车上的恍惚思考，开始引出这段经历。其残酷性已经在其中一位女子吸毒过量而死得到了反应，更为可怕的是，妻子和另外的同伴继续结党，永远摆脱不了那种梦魇样的生活。这些都触及到了美国社会真实的一面，不再是歌舞升平、爱情甜美的好莱坞奇观展现。影片因为没有反映出导演本人对毒品描述的任何判定，所以好莱坞对该片的资助也遭遇了障碍。那时候是美国里根政府所倡导的“对毒品说不”的年代。影片有大量如何得到毒品、如何使用毒品的细节，制片人担心该片会变成使用毒品的宣传片。当然，格斯·范·桑特的本意是反对毒品的，正如他所声明的：“就像反战影片一样，其中也会充斥着杀戮。”他唯一做出的让步就是把时代的背景设置成1971年，这样就消除了影片表述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正经历艾滋病和毒品的忧虑和恐惧，从而也让主人公鲍勃变得更加值得同情。一家刚刚成立的电影公司“林荫道电影公司”，它的主旨就是支持非正统的电影创作，最后提供了影片急需的500万美元，才使该片完成最终的拍摄。因为相对高的制作费用，所以导演可以任用一些知名的职业演员，并且还请来著名的小说家威廉·巴罗斯出演其中吸毒上瘾的牧师角色。 20世纪90年代初，格斯·范·桑特推出了他个人最为重要的作品《我自己的爱达荷》，同时也过渡到了一个“新酷儿”电影的时代。英年早逝的里弗·菲尼克斯(River Phoenix)和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联袂主演了这部充满悲悯情怀的新酷儿电影。影片以男妓作为影片的主人公，导演以随性的开放手法，将青少年的绝望和堕落拍出了奇异的神韵，在以“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主题的流浪和成长的题材中显出相当高的可看性。迈克和史考特都是沦落街头的男妓，但却有差别迥异的家庭背景和心理动机。迈克充满破碎的童年记忆，对母亲的留恋以及爱达荷农田和屋舍的映像时常盘踞脑海。他一心只想寻找从小就失散的母亲。史考特的父亲却是波特兰的市长，他甘愿堕落只为羞辱享有权势的父亲。两位好友一路从波特兰经西雅图、爱达荷到意大利，最后又回到波特兰市，旅途中虽然也产生了两心相向的甜美，但实际上更为深层地经历了各自的心路历程，感受到了不同的欢愉和痛苦。最后，两人因为不同的命运而分手，迈克回到了贫民窟的生活；史考特却醒悟了，回归了主流社会。一段幻生幻灭的情意就此杳无声息地了断了。西方人的电影拍出了东方人的情韵。 2003年的《大象》取材于1999年震惊全美的哥伦拜恩中学枪杀案，片名来自英国导演艾伦·克拉克(Alan Clarke)1990年的遗作《大象》，其含义则来自公元前2世纪印度佛经而家喻户晓的寓言。这则故事表明了试图用手来辨别一头大象的盲人是不可能准确地描绘出大象的全部轮廓的，每个盲人只会根据自己接触到的部位来描绘彼此不同的存在。这里蕴含一个深刻哲理，即指面对同一个事物，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会得到正确的答案，而实际上每个人都仅仅看到了事物的一部分——每个人自己的那部分。这部电影也是对黑泽明的《罗生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盲打误撞》关于真实性、命运思考的一次拓展。该片获得了当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最佳导演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