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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后期是转折时期。以《电影新作》杂志为例，可见此期改编趋势：1979-1985年间该刊共登载各类剧本126部，其中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有33部，占26.2％；1986-1989年间该刊刊登剧本54部，属于改编作品的有10部，占18.7％，1990-1995年间发表剧本74部，而改编之作有7部，只占9.5％。这反映出在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热度在下降，但和1990年代的急剧衰落相比，数量仍然很可观。其中，“文化寻根”小说的代表作，成为这一时期的改编热点。在这方面，西安电影制片厂尤为引人注目：1987年就摄制了三部此类电影，并都堪称为当时名著改编的代表之作。这三部影片为根据郑义小说改编的《老井》、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红高粱》、根据阿城小说改编的《孩子王》。 在这一时期，尽管名著电影改编日渐式微，但电视剧却凭借自身优势，显出了对名著的巨大消化力和包容力。另外，由于电视剧的迅猛发展，总的基数很大，因此，虽然由现当代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比例不大，但总的数量仍很可观。1986-1990年间，由现当代名著改编的电视剧代表之作有：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春蚕·秋收·残冬》，根据梁晓声小说改编的《雪城》，根据张恨水小说改编的《啼笑因缘》，根据邓友梅小说改编的《那五》，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春·秋》，根据李準小说改编的《黄河东流去》，根据周而复小说改编的《上海的早晨》，根据钱钟书小说改编的《围城》等。 1990年代以来，取材于现当代文学名著的影视数量锐减。这一时期，随着电视在中国普及，中国的电视剧发展迅猛。资料显示，1986年，全国一年间生产电视剧1510集，到1996年，一年生产电视剧约达9000集。但1991-2000年十年间由现当代名著改编的有影响的电视剧却远少于1980年代中后期，代表作仅有：根据艾芜小说改编的《南行记》，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子夜》，根据曹禺话剧改编的《雷雨》，根据二月河小说改编的《雍正王朝》等几部。 这一时期，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也越来越少，电影似乎真要“与文学离婚”。尽管还有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为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摇旗呐喊，宣称：“我一向以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你仔细看中国电影这些年的发展，会发现所有的好电影几乎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中国电影永远没离开文学这根拐杖。”[4](第10页)然而这种观点已显得不合时宜，成为一种声嘶力竭却应者寥寥的喊叫，以致当时电影界流传着一个说法：“中国小说的读者只剩下了一个张艺谋”[5](第169页)。确实，在1990年代，张艺谋是拍摄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最多且成绩最出色的导演。他执导的影片《菊豆》(根据刘恒小说《伏羲伏羲》改编)、《大红灯笼高高挂》(根据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改编)、《活着》(根据余华小说《活着》改编)等，代表着当时电影的最高水平。然而，在1990年代后期张艺谋导演的影片中，我们却看到对现代文学名著依赖的减弱。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所依据的原著都是较为平庸的不见经传之作。除张艺谋外，1990年代对名著改编抱有热忱的还有老导演凌子风、谢飞等人，但都无法阻止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落潮。此期也有特例，即王朔、海岩等人的作品改编很热，但他们的作品已难以归属名著之列了。 二、现当代文学名著影视改编方式的演变 在新时期，影视改编文学名著的方式，经历了从忠实原著到“原作加我”到解构原著的演变，从中也可以看到影视不断远离现当代文学名著的迹象。 总体来看，198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的电影改编注重忠实原著。这深层的原因是，文革期间电影被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在改编中牵强附会地任意填充“革命思想”，导致了许多低劣改写。新时期之初的强调忠实原著，实际上是对前阶段不良改编风气的一种反拨。不管怎样，“忠实原著”显示了当时电影对文学的尊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