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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影视与名著日渐疏离的现象，还反映了新时期以来文人的启蒙心态向世俗心态的嬗变过程。 从许多方面来看，新时期初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是与五四精神一脉相承的。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之所以密集地、大面积地在1980年代中前期获得影视改编，无疑和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反封建、张个性、重人性的五四启蒙精神这一底色有密切关系。而当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思想解放的初步完成，经济意识的增强和娱乐要求的提高，人们不再满足那些注重启蒙说教的影视作品了。典型的例子是此期一些人对“谢晋模式”的批评，这个批评是由谢晋1986年拍摄完成的电影《芙蓉镇》引发的。《芙蓉镇》延续了谢晋前几年惯用的忠实原著、注重思想启蒙的改编路数，成就并不低。在当时却被指责为：“谢晋电影无不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谢晋模式’缺陷不在于它的情感扩张性，而在它的情道观，即情感与思想的结构形式组合状态。谢晋电影载道，情是手段，道是目的，且往往游离于情外。”[14](第8页)然而，启蒙主义是1980年代中期之前，绝大多数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的思想底色，影视如果拒绝这一点，必然会拒绝许多现代名著，或会在改编中不同程度地游离原著。 1990年代后，曾经长久地矗立在人们心中的、那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信念理想所构筑的精神大厦，在市场经济的汹涌浪潮之前轰然倒塌，人们将远眺的目光收回到自身眼下的生活之中。那些充满五四启蒙色彩，以社会改良、民族精神重建为己任的众多现代名著自然是知音渐希了。于是，过去那些崇高神圣的情感和信念开始被解构被调侃，文化快餐成为流行时尚，品位高雅的文学名著，不再能充当时代的大纛，不再能像以前一样引起人们的巨大热情。张艺谋对选择《妻妾成群》拍摄电影的表述，很能说明1990年代后改编者们对启蒙主义的回避心态。他说：“《妻妾成群》最能打动我的是……年轻人写历史故事的不同……多少年来，中国表现封建大家族的作品很多，……但苏童却在这一古老的题材中用一个新的现代视点来看待这个故事，他没有像通常的五四文学作品那样去写一个善良的人如何变得堕落，一个混沌的灵魂如何获得觉醒(五四文学对大家族和旧社会生活的描述已形成了一种模式)。苏童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欣赏这一点。从他的作品中，你看到的是巴金的《家·春·秋》那样的生活氛围，但苏童作品中有价值的是写出了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那种敌意、仇视，那种有意无意的自相损害、相互摧残……它不是《家·春·秋》，也不是《林家铺子》，它不像老作家们从严格的现实主义角度去架构故事，而是从年轻人的视角展现了很多新的东西。”[4](第23页)不难看出：张艺谋的这种对五四文学名著的疏远实际上是对那些名著中所蕴含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疏远。这样，我们看到，张艺谋在1990年代后期的电影越来越远离了现当代文学名著。当张艺谋这面标志着名著电影改编实绩的旗帜悄然滑落的时候，1980年代文学与电影的那种蜜月时期也就最终结束了。 电视与电影相比，显然前者的世俗色彩更突出，著名的电视剧编剧和理论家孙雄飞曾说：“当电影分散地在各个影院放映时，电视宽广的覆盖率对千百万人的心灵已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电视剧到底是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种世俗文化，它的文化方位无一艺术形式可以比拟。”[15](第55页)曾饰演贾宝玉、后来成为导演的欧阳奋强也说：“观众忙一天回到家拧开电视机，不就是图个轻松……有人说：电视是个俗文化……这话也许不对，但信不信由你。”[16](第20页)于是，在1990年代之后的世俗化潮流中，电视成为了时代的骄子。 世俗化的最重要表现是在对现代名著进行改编时，注入太多当代人的情感体验，甚至剥离原著的精神特质。20世纪90年代，有些导演开始自觉地追求这种改编效果。电视剧《雷雨》的导演李少红说：“在我看《雷雨》是一出反抗强权的故事。过去的几十年中，包括曹禺本人视它为反封建作品，这是原创思想。在反封建不再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雷雨》除了让后人了解封建社会人们生活的状态外，还能启迪我们什么？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更年轻的人所关注的问题。拨开历史、阶级、社会层面，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活生生的男女，他们在感情生活与理性世界发生冲突时，做出相同或不同的选择。”[17](第35页)这样，世俗情感代替了启蒙思想，话剧《雷雨》那种凝重的悲剧气氛、严肃的历史与命运的思考在电视剧中都幻化成了卿卿我我的浅唱低吟。对名著的解构式改编一出场，影视也便离名著越来越远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