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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在文本分析、作者论和类型研究以及产业探讨、文化批评和影史写作等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三十年间，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从最初的起点到令人瞩目的跨越，凝聚着几代电影学者的家国之梦和文化理想。与其说这样的努力是对台港电影的身份追寻；不如说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坚守着中国电影的精神气质，捍卫着民族文化的完整性。 【关 键 词】台港电影/中国化阐释/文化身份/中国内地/台港电影研究 【作者简介】李道新，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J9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180(2008)02-0186-09 1978年以来，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也逐渐从初兴走向繁盛，在文本分析、作者论和类型研究以及产业探讨、文化批评和影史写作等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在此基础上，从文化身份的角度观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不仅是深入探讨台港电影在中国内地的接受状况和意义呈现的重要手段，也是在两岸三地和世界各国的华语电影研究中寻求进一步对话与沟通的有效方式。 “身份”是文化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其中一个关键的维度即为“民族身份”问题。[1]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等著名学者的相关著述中，文化与民族身份问题主要涉及主体如何使自我认同于地域或者自我如何被他者认同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同样适合于台港电影之于中国内地的复杂关系。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亦意味着从文化研究的视野追索台港电影的中华民族身份，以及从意识形态的立场显现中国内地台港电影研究的民族文化策略。 一 事实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地印行的各种电影报刊与程树仁的《中华影业年鉴》(1927)、徐耻痕的《中国影戏大观》(1927)、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中国电影年鉴》(1934)以及郑君里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1936)等电影史料和影史著述中，香港电影都是中国电影理所当然而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时期的台湾电影却极少进入中国内地的观众视野和一般舆论。1930年秋天，上海友联影片公司托人赴台湾考察影业，对台湾“侨胞”“极为热烈”地欢迎“祖国影片”的情形印象颇佳。[2]1945年底，台湾光复；此后，上海国泰影业公司、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与何非光率领的西北影业公司等等，分别为影片《假面女郎》、《长相思》和《花莲港》等陆续到台湾拍摄外景，或者准备迁台建厂，“开发电影新天地”。[3]应该说，直到1949年，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台港电影的“中国”身份仍然是毋庸置疑、不言而喻的。 然而，随着1949年以来两岸三地的政治分立，中国内地与台港电影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对立、敏感而又陌生。1949年至1979年间，除了《中国电影》和《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不多的几篇“据香港报载”或“据台湾报纸报道”的台湾电影新闻，对台湾电影的“窘况”颇多嘲笑讽刺，并对台湾电影戏剧工作人员“在苦难中挣扎”的“绝境”深表同情之外，中国内地几乎没有出现过有关台湾电影的任何正面的、正确的信息；①[4][5]在1957年4月召开的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蔡楚生还代表内地电影工作者向台湾电影人表示“恳切的希望”，希望他们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响应祖国“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争取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和“人民的电影工作岗位”。[6]基于这样的期待，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专门给台湾电影工作者保留了10个理事名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