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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新世纪以来的台港电影研究，便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特点，并以其力图创新、积极建构的价值取向凸显台港电影研究的学术含量。尽管由于客观条件的阻碍与主观能力的限制，台港电影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但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总是在不同的文章和著述中寻求着各异的表述空间。 在台港电影的作者论和文本分析领域，积聚着数量最多、背景最复杂、观点也最活跃的电影批评者。⑦其中，粟米编著的《花样年华王家卫》(2001)、张立宪主编的《家卫森林》(2001)、俞小一、黎锡主编的《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纪念图文集)》(2002)、蒋鑫编著的《春光映画王家卫》(2004)、魏海军等编著的《香港制造》(2004)、张克荣编著的《李安》(2005)、高晓雯、苏静编著的《东邪西毒宝典》(2005)等著作，以及倪震、黄式宪、张思涛、胡克、张建勇、陈墨、贾磊磊、王海洲、陈犀禾、赵卫防、张燕、孙慰川、李道新、陈旭光、陈宇、沈义贞、吴涤非、陈晓云、周斌、饶曙光、李亦中、吕晓明、唐明生、邹平、李果、王群、梁明、高志丹、钱春莲、邱宝林、徐辉、谭亚明、索亚斌、田卉群、梅峰、侯军、万传法、李彬、左衡、徐皓峰、洪帆、张巍、丁卉、李学兵、李相、毛琦、丁宁、于丽娜、刘硕、刘翠霞、柳宏宇、类成云、孟浩军、甘小二、周清平、黄文杰、龚湘凌、陈莉、崔辰、游静、许乐、苏涛、付晓红、韩莓、何佳、高远、刘誉、周霞等对成龙、吴思远、徐克、严浩、许鞍华、张鑫炎、张之亮、关锦鹏、林岭东、刘镇伟、刘伟强、杜琪峰、唐季礼、陈木胜、叶伟信、尔冬升、王家卫、陈果、周星驰、彭浩翔、彭氏兄弟与李行、唐书璇、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李安等电影创作者及其电影作品的分析和研究，拓展了中国内地台港电影研究的视野，并使台港电影成为学界、媒体和大众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在侯军的《李行的电影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2003)、孙慰川的《论蔡明亮的写意电影及其美学观》(2003)、倪震的《侯孝贤电影的亚洲意义》(2006)、《李行电影的中华文化精神和台湾本土特色》(2008)、陈晓云的《香港导演的中国想象——以〈玉观音〉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为例》(2007)与张燕的《徐克电影中的香港意识和中国想象》(2007)等文章中，仍然坚持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对台港电影进行深入的中国化阐释，并且具有较强的启发性和说服力。诚然，由于上述台港电影批评者大多为年轻学人，且有一部分批评者高度依赖于网络传媒，使其研究兴趣常常有所偏向，学术水平也往往参差不齐，导致一定程度的率性而为或话语失范，有些问题被过度阐释，有些问题却始终被轻易悬置，这都需要在此后的研究中不断地调整和逐渐地改进。 相较而言，在产业探讨、类型研究和文化批评领域，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者具备了更加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更有深度的价值判断。其中，祁志勇的《90年代香港电影工业状况》(2002)、李韧的《邵氏家庭企业史与电影产业发展》(2003)、王海洲的《以合拍创制华语新电影》(2004)、赵卫防的《文化与镜语的商业性延续——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的再认识》(2004)、《制片体制对香港电影创作的影响》(2005)、《内地与香港：电影产业互动问题的症结》(2005)、《六十年代竞争格局中的香港国语电影工业——兼论邵逸夫与陆云涛之间的竞争》(2006)、刘辉的《民营电影的历程：从上海到香港的双城变迁》(2005)、《邵氏兄弟(香港)公司大制片厂制度分析》(2005)、《香港电影的商业美学嬗变——以合拍片为例》(2007)、张燕的《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历史演变》(2007)、《回归前后的“银都”电影研究》(2007)、孙慰川的《论香港新艺城影业公司》(2007)、倪震的《香港电影向内地发展的策略和反思》(2007)、陈山、柳迪善的《世纪际遇——全球化电影格局中的新香港电影》(2007)、周星、赵静的《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的共荣共生问题》(2007)、赵小青的《香港电影淡出，“中国电影”崛起——从电影市场看香港电影的现状与前景》(2007)、张文燕的《“九七”后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策略》(2007)等产业探讨文章，不仅深入到香港电影企业的历史和现状，而且采取大陆和香港相互比较生发的讨论方式，将问题推向更加深广的领域；另外，张燕的《香港喜剧类型电影浅析》(2003)、张希的《“英雄”的传承与颠覆——古惑仔系列电影研究》(2004)、李显杰的《香港喜剧电影中的“戏仿”》(2005)、索亚斌的《动作的压缩与延伸——香港动作片的两极镜头语言》(2005)、《从动作片看十年间香港电影形态变化》(2007)、左亚男的《黑色江湖：类型中的对话——后九七香港强盗片研究》(2005)、王海洲的《百年中国电影中的邵氏“武侠新世纪”》(2006)、但红莲的《解码香港怀旧片的游戏成分》(2006)、许乐的《黑白森林：香港黑社会片的社会文化症候读解》(2006)、《香港喜剧，一笑而过》(2007)、陈墨的《“九七”后香港武侠电影札记》(2007)、钱春莲的《全球化语境下的类型突围——论香港青年电影导演的类型片创作》(2007)、赵卫防的《沧桑中的感悟与成熟——“九七”后香港文艺片研究》(2007)、喻群芳的《“九七”后香港电影类型片的文艺化和文艺片的类型化》(2007)、向竹的《黑色镜像中的众生相：如是因如是果——香港“黑社会”电影的一种新表达》(2007)等类型研究文章，不再满足于简单呈现香港电影各种类型的叙事模式和影像特征，而是力图将类型与类型生成和发展的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氛围和地域特质联系在一起，无疑深化了此前已经展开的香港电影的类型研究。与此同时，陈犀禾的《两岸三地新电影中的“中国经验”》(2001)、张黄的《“看”与“被看”——香港电影中的女性形象透视》(2003)、柳宏宇的《20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空间的后现代特征》(2004)、谭惟的《飞龙再生——好莱坞语境下当代港台电影的文化西征》(2004)、赵卫防的《香港电影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扫描》(2005)、《从〈黑社会〉到〈以和为贵〉——思辨和文化的缺失》(2007)、胡克、刘辉的《全球化·香港化·大中华——香港电影回望》(2006)、张希的《香港电影中的“香港”元素》(2007)、毛琦的《“后九七”内地/香港古装动作合拍片的叙事立场与文化差异》(2007)、高小健的《香港电影文化的三种进入》(2007)、李道新的《“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与历史观念》(2007)、孙绍谊的《“无地域空间”与怀旧政治：“后九七”香港电影的上海想象》(2007)、张颐武的《后原初性：认同的再造和想象的重组——反思1997-2007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2007)、石川的《族群认同与香港电影中的“北佬”形象》(2007)、孙慰川的《双重他者与黑色浪漫——从一个视角论“九七”回归前后香港电影文化的嬗变》(2007)、陈犀禾、刘宇清的《华语电影新格局中的香港电影——兼对后殖民理论的重新思考》(2007)等文化批评文章，更是借用欧美的文化批评理论，在“大中华电影”或“华语电影”的框架里，对“香港电影”的“中国经验”或“中国脉络”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察和论辩。这种将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置于一个欲罢不能的全球化语境和后殖民理论之中的学术努力，不仅体现出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者面向更加宽广的世界学术体系寻求对话和交流的开放胸襟，而且将此前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推向了一个更具普泛性和文化共识的新台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