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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两岸三地政治关系的曲折变化，此后《中国电影年鉴》中的“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部分，除了继续收集和整理台港电影的各种资料、数据和消息之外，各年的综论和研究文章，大多采取“有所删节”地转载台港报刊或有所选择地向台港学者约稿的方式，较为隐讳地将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观念，包裹在蔡国荣、宋之明、梁良、列孚、林年同、司徒浩、余慕云、罗卡、舒琪、石琪等台港电影学者的述论之中。通过内地和台港这两种不同语境的简单置换，及其形成的在政治上更为稳妥的表达策略，台港电影整体的“黯淡”和“混乱”状况，跟同一时期内地电影不断的“探索”和“创新”景观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在这样的观点导向之下，《中国电影年鉴1987》“有所删节”地登载了台湾作家陈映真发表在台湾《四百击》1986年第8期的文章《电影思想的开放》，指出，“中国的电影，自有鲜明而卓异的传统，有自己的民族的风格、语言、传统和精神”，但“台湾电影和文学一样，有一个因为历史和政治所引起的断层”，当然，“台湾可能而且应该发展出和大陆电影不同形式，甚至异质的电影，在最终丰富中国的电影。但是，这发展尤其在港、日、好莱坞电影长期支配下摸索着走出以台湾的生活为主轴的电影时，中国电影传统的认识、分析和吸收，却是不可缺少的”。[9]借助台湾作家的表述，“台湾电影”同样被编织在“中国的电影”框架里，并被告知需要向大陆电影的“传统”学习。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各种电影报刊与《中国电影年鉴》所体现出来的台港电影观念还存在着一些可以理解的差异和矛盾，那么，随着陈飞宝编著的《台湾电影史话》的出版以及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的成立，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第一次走上了有组织、有目标的系统建构之路。在此过程中，台港电影第一次以明确的“中国”身份被内地的电影研究者所宣示，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台湾电影史话》是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的“台港电影丛书”之一，也是中国内地编写出版的第一部台湾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出版社中国电影艺术编辑室撰写的“编者前言”指出：“为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台湾电影，开展对台湾电影的研究，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书以促进海峡两岸电影艺术交流，拓展中国电影研究的领域，为创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体系尽一点力量。”[10]而在全书“后记”里，作者陈飞宝也明确表示：“台湾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对台湾电影毫无所知，更谈不上研究。尽管近年随着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以及民间渠道的交流，一批台湾电影得到公映或通过录像带广泛传播，但是和台湾六十年来总产四千多部影片相比，不过是一鳞半爪。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满足关心台湾电影读者的需要，使我萌发出要写一本书来介绍台湾电影全貌的愿望。”[11]可以看出，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作者，都把“台湾电影”当成“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历史造成的后果，出版社和作者在选辑“台湾电影大事记”、“金马奖历届得奖名录”、“台湾影片参加国际影展记录”等文献时，都不得不对“个别地方”作了“修改”；甚至在具体而微的行文策略和某些观点的表述尺度上，也无法真正达到“公允”，但《台湾电影史话》的出版，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水平，并为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昭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1988年11月，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方禹、书记处书记张思涛，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陈景亮以及台港电影学者陈野、蔡洪声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专门从事台湾、香港电影研究的，由学者、专家和业余研究人员组成的全国性的专业学术团体。在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表达了如下观点：“中国电影应当包括祖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所摄制的电影。”“祖国大陆电影与香港电影、台湾电影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又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不同的发展轨迹，并且都为发展世界电影作出过各自的贡献。”“把祖国大陆、香港、台湾的电影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比较和研究，不但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民族电影、探求中国电影今后发展的方向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探讨我们整个民族意识、民族化的底蕴，弘扬中华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12]这些观点的提出，不仅阐明了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的宗旨，而且为即将展开的台港电影研究设定了一个更具战略意义的、民族文化的新维度。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的成立，终于使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成为中国内地台港电影研究的主导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