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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作者论、文本分析与产业探讨、类型研究和文化批评之外，新世纪以来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还在影史写作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台港电影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如果说，在此之前，由于各种原因，台港电影的“中国”身份并未有机地、系统地体现在一部完整的中国电影史或台、港电影史里，那么，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借助于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历史契机，电影界和电影学术界始终都在呼唤着一种由两岸三地电影界共同参与或充分包容两岸三地电影状况的“统一”的中国电影史。在这方面，台湾导演李行及由程季华、李行、吴思远担任编委会主席，分别由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电影史学家组成编撰组而编撰的《中国电影图史(1905-2005)》(2007)，可谓功不可没。事实上，编撰一部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在内的，“客观”、“完整”的“大中国电影史”，是李行导演长久以来的心愿；在2005年12月10日北京举行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国际论坛”开幕式上，李行充满激情地表示：“两岸隔绝了半个多世纪，彼此所写的电影史，可以说是偏颇不全。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一部完整的中国电影史，应该包括了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全世界华人所拍摄的中国电影的全部纪录！我曾经对大陆电影界的朋友说过这样的话：‘两岸和平统一，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国家统一之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我们可以做得到！’”[17][18]在《中国电影图史(1905-2005)》“序”里，程季华、李行、吴思远更是明确指出：“中国电影史终于统一了！进而，我们期待两岸三地的电影也能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全体中国电影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从各种具体事情做起，早日实现中国电影的统一！”[19]确实，极力整合两岸三地电影界的学术资源，并站在“统一”的中国电影(史)的立场上，《中国电影图史(1905-2005)》为新世纪以来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开拓了一条不可多得的新路。 从个人写史的角度来分析，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2005)、贾磊磊的《中国武侠电影史》(2005)与陈墨的《中国武侠电影史》(2005)等电影史著，分别以文化批评和类型研究为切入点，力图将两岸三地的电影历史整合在中国电影史的宏大脉络之中；随后，张燕的《映画：香港制造》(2006)、赵卫防的《香港电影史(1897-2006)》(2007)与孙慰川的《当代台湾电影(1949-2007)》(2008)等电影史著，则以大陆学者的方式，相对全面而又较为深入地梳理了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的历史进程，从文化的传承性与历史的长时段考察台港电影的文化源流及其中国身份，为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一书里，李道新指出：“由于各种原因，此前的中国电影史研究著述，大多以中国内地电影为观照对象，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台湾、香港电影的存在；或者，在以大陆电影为主体的电影史研究著述中，简单地‘接受’或‘承纳’台湾、香港电影。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的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一样，中国电影史里的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仍未获得一种言说‘自我’的冲动和写入‘中国’的动机。这样，至少跟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中国内地电影同样丰富、深邃和影响巨大的台湾电影与香港电影，始终缺乏自身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身份……时至今日，从文化分析的视角出发，以文化史的方式架构两岸三地的中国电影史，不仅可能，而且必须。”[20]而在《香港电影史(1897-2006)》(2007)一书里，赵卫防同样表示：“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台湾电影一样，都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一份历史和文化见证……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以及台湾电影的融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整合，没有香港电影的中国电影，不是完整的中国电影。香港电影的价值和内地电影、台湾电影一样，都存在于中华民族文化母体上的电影发展轨迹和文本之中。只有充分认识香港电影的价值，涵纳一切香港电影的文化品格，才能构建一座没有遗憾、丰富而完备的中国电影宝库。”[21]从根本上看，无论是有意积聚两岸三地学术力量的“统一”的中国电影史，还是积极整合两岸三地文化内蕴和类型生态的中国电影文化史或中国电影类型史，甚至努力为台、港电影寻求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台、港电影史，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而言，都是殊途同归。 香港回归中国已经10余年，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也已成立20年，而从改革开放以来迄今，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更是走过30年。30年间，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从最初的起点到令人瞩目的跨越，凝聚着几代电影学者的家国之梦和文化理想。与其说这样的努力是对台港电影的身份追寻，不如说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坚守着中国电影的精神气质，捍卫着民族文化的完整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