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在蔡洪声、陈墨、胡克、黄式宪、贾磊磊、李以庄、郑洞天、王海洲等学者的具体的台港电影研究个案中，以及在蔡洪声、宋家玲、刘桂清主编的《香港电影80年》与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主编的《香港电影回顾》、《成龙的电影世界》等著述里，学者的个人兴趣及其所持的学术观点已经较为突出，特别是在武侠、喜剧、动作等电影类型以及朱石麟、李萍倩、李翰祥、成龙、吴宇森、王家卫、周星驰等电影作者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颇具新意并较有影响的成果；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台港电影的个性化阐释。其中，黄式宪的《时代投影：主体的苏醒及镜语重构——台湾、大陆新一代电影美学比较》(1990)、贾磊磊的《台湾新电影的叙事与阅读》(1990)、郑洞天的《〈悲情城市〉的电影形态》(1990)、王琛的《香港“英雄片”——男人灵魂深处的梦》(1992)、李以庄的《香港电影与香港社会变迁》(1994)、蔡洪声的《台湾电影的发展历程》(1995)等文章，论题独到、视野开阔、观点新颖，在这一时期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领域具有某种开创性和示范性的重要意义。陈墨的《刀光侠影蒙太奇——中国武侠电影论》(1996)尽管“不是一本中国武侠电影史”，却以两岸三地的武侠电影为对象，“对武侠电影的发展历史及其类型模式、文化渊源及观众心理等方面的所知、所见、所思，发表一些意见”，[15]并理所当然地将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的早期武侠电影与1949年以后港台各个时期的武侠电影统一在“中国武侠电影”的史论框架之中；而在《香港电影中的中华文化脉络》一文里，蔡洪声更是一再强调：“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香港电影有着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它尽管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也有着明显的中华文化脉络。”⑥蔡洪声的文章和观点，在这一时期电影刊物和图书出版的权力运作机制下，被赋予了超出其他文章和观点的正当性、重要性和权威性。 正是为了充分“发现”或“发掘”香港电影的“中华文化脉络”，1999年9月，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在北京举办了“成龙电影研讨会暨回顾展”。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内地电影界第一次为一位香港电影艺术家举办个人研讨会和回顾展，其学术意义显然已经超越了成龙研究本身。在此基础上编辑而成的《成龙的电影世界》一书，既有主办方张思涛的“代前言”，又有成龙“答记者问”和“谈电影”，还有香港导演协会主席吴思远介绍“我所知道的成龙电影”，更有蔡洪声、陈墨、周星、贾磊磊、少舟、郑洞天、孙珉等学者主要从文化显现和文化认同的角度，对成龙电影进行共时性分析和历时性研究。在《成龙电影研讨会暨回顾展开幕词(代前言)》里，张思涛进一步强调了台港电影的中国身份，并将成龙电影的成就归结为中国电影和东方文化的魅力：“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将近一百年的历程。中国电影界，包括祖国大陆的电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电影和台湾地区的电影，都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历史。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电影事业普遍面临挑战、困难甚至危机的总格局中，我们看到了，有一个中国人，以他独特的艺术视角，融合祖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电影文化的优良传统，以东方文化、中国功夫独树一帜，并且称雄于世界影坛，他——就是成龙。”[16]相较于10年前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成立之初，此时的观点已经更加完善，结论也更加充满了自信。 四 香港回归中国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生产状况与传播格局都发生了重大的嬗变；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也在经历着学术体制的转换与规约、研究人员的分化与重组以及思想观念的碰撞与冲突。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开始真正拥有一种学术性的策略、个性化的表述与多样化的选择。 纵观新世纪前后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最大的进步当属台港电影研究学科意识的萌发及台港电影学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如上所述，在此之前，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与《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和《中国电影年鉴》等，均为推动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电影研究的专业机构与全国各大高校影视专业的相继兴起和有意介入，台港电影成为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合法”对象，并因其丰厚的文化内蕴和独特的历史进程，为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昭示出不可限量的动人远景，不仅使一批已有研究方向的电影学者成功地转型为重要的台港电影研究者，而且使更多的青年学子走上了台港电影的研究道路，为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增加了新体验，带来了新作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