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档案工作基本术语》对档案的定义表述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直接形成”说明档案继承了文件的原始性，“历史纪录”说明档案在继承文件原始性的同时，也继承了文件的记录性，是再现历史真实面貌的原始文献。因此，档案是我们透视历史最为直接的途径。然而，中国各地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已经经历过多次战争和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损失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很难保证档案资料的完整性。笔者由于研究的需要，曾多次到上海档案馆查阅与中国早期电影相关的历史资料，遗憾的是1945年之前与电影有关的材料已经很难找到，保存完好的文献基本上都是抗战结束后的相关内容。而这些资料也没有进行详细的分类，只是按照年代时期或内容相关性简单地集中在一起，查阅起来十分困难。虽然如此，但一有所发现就会令人兴奋不已。比如笔者曾查阅到一份目录名为“上海市参议会三届七次会议关于外商影院的议案”(1947年6月25日，档案号6-13-625)，里面就令人惊喜地存有一份记录1947年上半年上海各家电影院上映好莱坞影片及票房的表格，其中对每家电影院的轮次和每部影片的上映时间及票房收入都有详细的记载，对研究1945-1949年间美国好莱坞电影在上海的放映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2.报纸与期刊 报纸是时间连续性最为完整的文献材料，不管其记载的内容在观点上是否客观和公正，仅以其用文字记录下的丰富史料素材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再现。报纸不仅记录了当时产生最大影响的各种观点，而且还提供了对事件的日常记录。中国电影史研究素来就十分重视报纸的史料价值，在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引述的晚清及民国报纸多达22种150次，出版地域遍及上海、天津、南京、汉口、重庆、香港等六个城市以及延安和中共晋冀鲁豫边区(13)。新世纪以来，为了寻找“重写中国电影史”各种可能的途径，李道新教授提出了“《申报》与中国电影”研究思路，全面带动了民国报纸与中国早期电影的研究实践。的确，在民国时期的《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华商报》等报纸中，不仅充斥着丰富的电影信息，包括电影论文、电影评论、电影新闻、影人趣事以及电影广告等，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的与城市居民生活、文化、娱乐消费有关的内容，为“反思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建立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参照系”。至于电影期刊和流行画报，更是中国电影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史料来源。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由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出版和发行的中文电影刊物有将近400种，其中上海就有200多种(笔者根据上海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期刊的统计)。根据期刊的内容和形式，大致可以将当时的电影期刊分为三类：1.由电影制片公司创办的旨在自我宣传的特刊或画报，如《明星特刊》、《神州特刊》、《大中华百合特刊》、《联华画报》等；2.由剧作家和影评人主办，着重中外影片评述、影界动态追踪、电影美学及艺术技术知识普及的专业刊物，如《影戏杂志》、《中国电影杂志》、《电影世界》等；3.专门刊登影坛生活和明星绯闻逸事的通俗类刊物，如《青青电影》、《电影明星画刊》、《银影》等。本文所选取的主要是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居民在物质消费、电影和明星文化消费以及其他娱乐文化消费方面相关的电影期刊和流行画报，如《电声》、《良友》、《现代电影》、《青青电影》等。 3.电影年鉴 中国的年鉴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宋史·艺文志》中就有“年鉴”一卷。年鉴，是专指以全面、系统、准确记述上年度事物运动、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资料工具书。年鉴的主要作用是向人们提供一年内全面、真实、系统的事实资料，便于了解事物现状和研究发展趋势。年鉴主要是由编纂单位根据选题计划组织众多作者撰写的，少量内容来源于当年的政府公报、其他重要文献和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民国时期的电影年鉴有三本：第一本是1927年由程树仁主编、中华影业年鉴社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在这本年鉴中比较详细地列出了中国本土电影从业者及外国人所经营的影戏公司的名称、影业界组织、影戏学校、影业出版物、影戏院总表以及各公司出品电影一览表，这本年鉴几乎全部由客观统计资料构成，是研究早期上海电影产业中心形成过程的重要文献资料；第二本是1934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年鉴编纂委员会主编、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出版的《中国电影年鉴》，该书的编辑委员会主任为陈立夫，编委为潘公展、卢莳白、戴策、李景泌、王平陵，是一部官方的电影年鉴。内容分理论研究、史实编纂、行政管理和商业概况四大部分，选入的文章为学术论文和专业译文两类。正式确立了电影史论、创作理论、电影管理和电影教育的学术研究构架，奠定了现代电影研究学科的分类，也使得电影理论研究在学术上基本成型；第三本是1935年由联华影业公司编辑出版的《联华年鉴》，该年鉴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集制片、发行和放映为一体的联华影业公司从创办到繁荣的整个过程，并刊发了该公司的组织结构图和各分厂历年出品的影片目录，是研究上海本土的电影演员如何成为主流明星文化消费客体的重要参考文献。改革开放后，由中国文联主管、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中国电影年鉴编辑部(后改为中国电影年鉴社)编辑的《中国电影年鉴》于1981年创刊，每年一部，全面、系统、准确、连续地记述了每年度中国电影的相关活动和发展状况，是当代中国电影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参考书。 4.方志及其他地方历史文献 梁启超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清代以来，随着“方志学”的成熟，从方志中获取史料已经成为是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方志，就是对一个地方或一个区域的记载、记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地方志的编纂肇始于两汉，东汉时期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就被认为是方志的鼻祖，盛行于唐宋，到明清达到高峰。现在全国地方志的数量约有8200种，其中清代就有5600种，约占70％。民国以来新修的方志，据统计现存约有1500种。由于电影的历史不长，所以我们研究电影相关的方志主要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以清朝末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为主。在中国电影史学界，陈山教授最早提出了方志研究的新思路，以期解决一些通过其他史料现今仍无法考证的学术难题。他的博士生刘小磊就通过对各地方志的研究实践，重点考察了电影在中国不同地区的第一次放映活动，勾勒出电影传入中国的历史轨迹，为研究中国电影的发生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此外，其他地方历史文献也是中国电影史研究有益的史料参考。比如笔者研究课题“上海南京路电影文化消费史”时，就参考了许多上海近代地方文献，发现了很多关于上海城市娱乐文化消费发展进程和租界内外城市居民生活统计等方面的重要材料：葛元煦的《沪游杂记》(1876)、池之微的《沪游梦影》(1893)、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上海指南》(1909)、《上海风土杂记》(1932)、《上海鳞爪》(1933)、《上海市大观》(1933)和《上海租界游戏场调查》(1943)等。毫无疑问，方志及其他地方历史文献对于中国电影史学研究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十分重要的史料补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