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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记与私人信件 日记就是每天或经常把发生的事、处理的事务或观察的东西写下来的记录，有的兼记对这些事情的感受，尤指个人活动、思考或感觉的每日记录。日记是一种记录私人生活的文本，它的特点是私密性和连续性。不像其他客观性史料，日记作者都会非常侧重他对所经历事件的真实感受，而且，一般促使作者每天或每周花时间记日记的原因绝不是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因此，在所有史料中，日记是最自然和不加掩饰的表现日记作者一些无意识行为的珍贵记录。在中国电影史学界，对于影人日记的整理和研究其实早已开始，比如1962年中国电影资料馆编印的《陆洁日记摘存》，连续、详细、完整地记录了陆洁从民国九年(1920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再现了陆洁40年从影经历中的身份变迁和角色转换，对研究早期中国电影史、尤其是早期中国电影产业的形成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日记属于私人的日常记录，陆洁在记录过程中经常会使用简写，特别是人名和片名，给研究者造成了一定障碍。例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三月廿六日”：“昨罗性会谈，各持己见，几成僵局，下午陪罗黎再去恒记续谈。”如果是不了解那段历史的研究者，就很难知道“罗性”为何人，“罗黎”又是何人。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此种史料之前，事先要具备一定的历史背景知识，才能明白“罗”是当时的“华北电影院大王”罗明佑、“性”为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老板吴性栽、“黎”则是民新影片公司的黎民伟，他们会谈的内容就是如何组建联华影业公司。正如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说：“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14)。此外，私人信件的史料价值与日记类似，而且它还可以清晰地揭示出历史人物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特别是影人私人生活史和电影观众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史料。 6.回忆录和口述史 回忆录和口述史都是追记本人或他人过去生活经历和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与回忆录依靠文字追忆不同，口述史是一种口述的回忆——由历史学者借助访问而获得第一手的回忆记录。新中国成立后，早在《中国电影发展史》课题组大规模搜集电影史料的阶段，程季华等人在电影局艺术处和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支持下，就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对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导演进行采访，记述他们的从影生涯，并刊登在《中国电影》杂志的专栏“昨日银幕”上(15)。此外，他们还约稿一些老艺术家撰写回忆录，并以单行本的方式由中国电影出版社相继出版，例如王汉伦等的《感慨话当年》、鲁思的《影评忆旧》、田汉的《影事追怀录》、欧阳予倩的《电影半路出家记》以及梅兰芳的《我的电影生活》(16)。这些口述记述和回忆录，不仅对当时《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素材，而且也为之后的中国电影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2007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和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合作成立了“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组，由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室承担开展专业性的口述历史采集工程，追踪于北京、上海、长春、成都、南京、广州、香港、台北等地，采访在世的影人或影人后代。他们一方面将受访人同意公开发表的部分整理成文字，在《当代电影》和《电影文学》等杂志上开辟专栏、陆续发表；一方面根据专题汇编成书出版，2011年出版的第一批学术成果共四本：《长春影事：东北卷》、《海上影踪：上海卷》、《银海浮槎：学人卷》、《影业春秋：事业卷》(《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民族出版社，2011年3月)，由陈墨、启之担任主编。对于中国电影史学研究来讲，“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拯救了大量即将逝去的、直观的、珍贵的历史记忆，为我们还原了多方位的、逻辑清晰的、具有强烈时代氛围感的历史现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将口述史和回忆录作为历史资料也有其难以回避的缺陷：每一位回忆者或口述者在追忆的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是客观、公正和准确的，难免会掺杂着个人的主观情绪和价值判断，尤其是在历史细节的刻画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自我合理化的语言或逻辑修饰。因此，在口述史和回忆录中，人们记忆上有意无意的疏漏、讹误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规避和矫正它的方法，就需要借助其他同时代的直接史料来进行相互地印证与补充，从而一步步渐显历史的本来面貌。 对于史料的分类，中西方传统史学一直都有着各自的判断，划分的界限和标准也不甚统一。十七世纪以后，正是由于厘清了“直接史料”(“原始资料”)与“间接史料”(“二手资料”)的关系，才奠定了西方近代史学的基石。而梁启超受西方史学的影响，按照史料形成的时间早晚先后，将历史资料区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两大类别。随后，傅斯年对这两大类别作了进一步细化：“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17)不难看出，傅斯年对于“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的界定只能适用于书面的历史资料，而对于电影史研究来说似乎还不够全面，电影史研究的核心对象——电影拷贝未被涵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少白先生以史料是否与电影拷贝及其创作活动直接相关为标准，对电影史研究中“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作了较为详细的分类：“原始资料”“是影片拷贝资料和大量的创作过程中的文字、图片材料，其中包括文学剧本、导演剧本、摄影构图、美术设计、演员手记，以及种种修改材料等”；“二手资料”“如影片说明书，报刊宣传的图片、文字、影片评介和新闻报道，当事人和同时代人的回忆录等”。(18)之后，针对“直接史料”(“原始资料”)和“间接史料”(“二手资料”)的分辨，中国电影史学界没有学者再有过更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电影史料的分类问题一直显得较为模糊和暧昧。在笔者看来，电影史研究的“原始材料”和“二手材料”的分类还是应该借鉴中西方近代史学的方法，依照史料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区分：与电影史研究对象及其相关活动同时代的历史资料，称其为“原始材料”，比如不同版本的电影拷贝、与影片的创作活动直接相关的资料、档案、报纸、期刊、电影年鉴、方志及其他地方历史文献、日记、私人信件等；而不同时代的历史资料则称之为“二手资料”，比如当事人或同时代人的口述史和回忆录等。当然，每一种历史资料对中国电影史学的研究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同时也都有其难以回避的局限性。作为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者，除了要有长期积累史料的习惯外，更要培养自己综合运用各类史料的能力，只有如此，史实才能更完整、鲜活、多维地表现出来。 建构中国电影史料学，是为未来建构中国电影历史文献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成型文献是指同一专题下经过研究者编纂而成的较为系统完备的文字史料，它的文献形式一般包括：同一专题的研究史料汇编、研究史料的目录索引、年谱长编等。然而，反观中国电影史研究现状，目前在成型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方面做得还不够充分，十分缺乏“同一专题的研究史料汇编”和“研究史料的目录索引”等基础性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确实出版了一定数量的同一专题的研究史料汇编，为学者开展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其中，在中国电影史学界有着深远影响的有：上海市电影局《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陆续出版的《上海电影史料》(1-7辑)(上海市电影局史志办公室，1992-1995年)；中国电影资料馆编辑的“中国电影文献资料丛书”，包括《上海无声电影》(戴小兰编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中国无声电影剧本》(郑培为、刘桂清编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9月)等；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为“纪念左翼电影运动60周年”先后出版的《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陈播主编、伊明编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和《中国左翼电影运动》(陈播主编、朱天纬编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9月)等；由吴迪(启之)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特别推荐的《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到现在为止，在中国电影史学研究中，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关于中国电影史料的目录学，有关分类史料的目录索引的书籍也是凤毛麟角。上海图书馆曾于2009年编写了一本《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目书志(1921-1949)》(张伟执行主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应该算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史料的目录索引工具书。清史学家王鸣盛曾在《十七史商榷》中也说过：“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事紧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中国电影史研究就是因为缺乏各种专门对象(包括与电影史研究相关的档案、期刊、报纸等史料)的相关目录索引的整理和出版，才造成当下研究的困境。毫无疑问，与中西方近现代史学相比，我们在成型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方面差距更大。因此，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者们必须摒弃过去霸占史料的“圈地史学”观念，和不愿做基础史料研究的功利思想，进一步加强成型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做到史料公开和史料共享，使学术研究处于同一起跑线，从而保证学术研究权利的平等性和学术道德的纯洁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