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勒·考恩指出文化多样性既有不同国家之间的多样性，也有国家内部的多样性，考恩认为这两种多样性存在相反的走向，即一个国家的独特文化产品推销到另一个国家时，输入国内部的多样性提升了(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但两个国家间的多样性反而下降了(两个国家的文化更相似了)。⑤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碰撞，既不是两种文化的简单叠加，也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全盘吸收，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机理。 高志宏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过程，涉及全球、区域和地方层次的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不断的互动与竞争。这样的过程充满冲突。一方面，全球化具有同质化的效果，导致对品牌商品的批量消费的全球消费文化兴起。另一方面，为了抵抗全球化及其同质化效果，地方层次的力量追求差异化过程，并寻求独特的文化身份。因此，“目前全球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相互努力消灭对方的政治学。”⑥由此可见，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蕴含着相似性和差异性、同质化和差异化的此消彼长的过程。 就合拍片而言，为了兼顾不同投资者的利益以及不同目标市场的需求，也需要在本地化和全球化之间做出平衡。詹姆逊指出，世界文化的标准化，也就是通过驱逐或打击当地流行或传统文化为美国电视、音乐、食物、衣服和电影腾出空间，这一过程已经被许多人视为全球化的核心所在。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好莱坞一直被指责为破坏其他国家的文化多样性的罪魁祸首时，它的身份特征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怀疑，批评者指出美国电影越来越去美国化了。⑧这种看似矛盾的观点既说明了文化产品的复杂性，也表明在本地化和全球化之间进行平衡的难度。 随着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文化杂交已经成为文化生产的一个主要趋势。汪琪和叶月瑜以电影产品为例研究了文化产业全球化中的文化杂交，指出文化杂交不仅仅是对不同文化元素进行结合形成一个隐藏文化的整体，而且会产生新的形式，并建立不同文化间的新的联系。作者指出，“去文化化”(deculturalization)、“文化适应化”(acculturalization)和“再文化化”(reculturalization)可以用来形容文化产品的杂交特征。“去文化化”就是把某种文化特有的可能会制造跨文化接受障碍或者与新的表现风格不相匹配的所有元素，如民族、历史或宗教等，都控制在一个熟悉的叙事模式之中，不仅对文化差异轻描淡写，而且保证各种观众群体都能够理解，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文化适应化”的电影产品。尽管“去文化化”也许是进入全球市场的关键，但是其“无文化”外表其实具有欺骗性，因为文化产品如果不触及价值观、态度、信仰和行为模式，其故事叙述是不可能完成的。当人物采取行动以及进行决策时，这些背后的信仰和价值观就显现出来。因此，“再文化化”经常与“文化适应化”和“去文化化”如影随形。作者同时指出，拥有自身背景、抱负和工作风格的电影制作者，在决定如何组织并体现这些特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⑨ 根据阿杜-菲比瑞的研究，全球化并不是决定文化多样性命运的关键因素，关键在于人才要素能力。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产生破坏，仅会出现在人才要素能力很低或人才缺乏的时候；如果一国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就能够借助全球化实现经济整合以及真正的多元主义，即地球村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全球文化整合。所有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政策、计划和项目，只有在人才要素能力发展的框架内才能实现，而提高人才要素能力的重要途径就是教育。应该从学生的体格、智力、美学、文化、道德以及精神维度等方面进行全面培养，创造一个尊重差异、欣赏多样性和鼓励整合性的环境。⑩ 阿杜-菲比瑞的研究结论与汪琪和叶月瑜所提出的“电影制作者在决定如何组织并体现文化杂交的特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观点不谋而合，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多样性到底是文化产品创新的源泉还是陷阱，并不取决于文化多样性本身，而是取决于文化产品创作者本身的创新能力。对于银都机构而言，在缺乏人才优势的条件下，如何利用文化多样性进行创新，成为其合拍片面临的一大挑战。 2.合拍片基于文化多样性的产品组合策略 鉴于银都机构自身的条件特征，在未来的合拍片发展中，充分挖掘富有多样性的本土文化资源，将成为重要的发展基础。为了突破自身人力资源不足的限制并抓住新的市场机遇，银都机构曾经在剧情片以外的其它片种中进行过各种尝试。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满足香港和海外观众了解内地的需求，银都机构拍摄了一系列介绍祖国壮丽河山、民族风情等观众喜闻乐见的纪录片，包括《四川搜秘录》、《神秘的西藏》、《中国神童》、《神州大地女儿国》等等。纪录片在“银都”的未来的发展中还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对传统的延续，继续承担传播各地文化的使命，而且也是解决“银都”缺乏明星制度的有效途径。同时，在影院观众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形下，纪录片也是“银都”开拓新渠道的重要力量，例如能够满足文化教育市场、科研院所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或者企业单位的公益和商业广告宣传等需要。 为了进一步拓宽合拍片领域，银都机构可以积极与内地、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各级政府机构、企业或社会组织开展制片和发行等领域的合作，既能够发挥银都机构长期跨地运作的历史经验，也是它作为国有电影企业寻求差异化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例如，分布于各省的国有电影制片厂，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电影制片厂，在富有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的影片制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拥有较为丰富的各类人才，但缺乏市场化运作的经验，银都机构可以加强与这些企业在制片和发行等领域的紧密合作，不断推出体现文化多样性的风格和类型各异的影片。同时，通过积极融入区域经济文化的网络之中，有利于建构具有共生关系的区域合作关系网络，不仅能够提升银都机构基于文化多样性的差异化竞争优势，而且有利于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提升区域文化品牌以及区域整体竞争力。 “银都”的合拍片不仅可以通过类型组合形成创新，而且可以对主旋律片、商业片和艺术片进行融合形成更为广泛的产品创新，而“银都”在历史上也一直都很重视兼顾主旋律、商业片和艺术片的融合问题，这也为它未来的合拍片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正如王一川的研究表明，中式类型片不是像好莱坞影片那样界限分明的，而是相对灵活的：主旋律片、艺术片和商业片之间虽然有所区分，但不会泾渭分明，而是既分又合，在分立中总不由自主摄入对方元素，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和维护中式类型片的完整体。在全球格局中的中国国情条件下建构灵活的中式类型片模式，或许正是中国内地电影人在世界电影制作与管理实践上交出的一份独具特色的本土答卷。(11) 基于各地富有差异的文化多样性开展合作制片，事实上是一种灵活专业化的战略，旨在追求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它与追求全球化市场的巨制大片模式相比，能够更加灵活地推出更多类型的影片，产品组合富有变化和差异性，满足不同市场以及不断变化的需求，体现出公司的灵活反应能力。同时，灵活专业化战略由于强调与地方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深度整合，重视政治、商业与文化的协调，也有利于拓展广播电视、报刊出版以及网络媒体等多种发行渠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