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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早期中国电影“国产电影运动”阶段，明星影片公司出品于1926年2月的长故事片《空谷兰》是一部不应忽视的“标识性文本”。作为创下默片长片最高卖座纪录，同时又是“鸳鸯蝴蝶”派文人介入电影业创作的首部影片，对《空谷兰》的深入研读，不仅有助于对“鸳蝴”派影响和电影市场与观众的关系等一系列电影史学问题的澄清，而且从中国电影原初性叙事建构的角度，还可以透视由《孤儿救祖记》创生的主导性“叙事范式”特殊的参照、扩展与完善的“机制”。 【关 键 词】《空谷兰》/范式文本/叙事范式/影像传奇叙事 【作者简介】虞吉，西南大学文学院。 一 在现有的(早期)中国电影史堪称权威的史述中，有关《空谷兰》的历史叙述和史论评价极其概略、疏松。即便以“史料浩繁翔实”著称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和《中国无声电影史》来看，前者仅在“第一编：中国电影的萌芽和发展(1896—1931)”的“第二章：在混乱中发展(1921年—1931年)”中第一节“游离开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国电影”之第三小节“鸳鸯蝴蝶派文人渗入电影创作”提到“包天笑编剧《空谷兰》”①，此外别无所载；后者则在“第三章：探索时期(1922—1926)”中的第三节“电影创作的新生面”之第四小节“追求幸福的爱情片”之(三)“抨击社会的罪恶”一段，对《空谷兰》的剧情与意义作了简略叙述②。 21世纪以来，较为详细地论及《空谷兰》的史论著述，是梅雯出版于2007年的《破碎的影像与失忆的历史——从旧派鸳蝴电影的衰落看中国知识范型的转变》一书。该书在第三章“鸳蝴文人和早期电影”中详述了包天笑编写《空谷兰》本事的经过，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包天笑1973年出版于香港的《钏影楼回忆录续编》中“我与电影”所载的史实。梅雯在这一章中不仅细致描写了包天笑编写《空谷兰》的经过，还对其他“鸳蝴文人”周瘦鹃、朱瘦菊、徐碧波、程小青、严独鹤、郑逸梅、姚书凤、张碧梧、施济群、江红蕉、徐卓呆、汪优游、顾明道、宋忏红、范烟桥等人先后从影的经历进行归纳和概述，并认为：“他们一般说来观点平实，注重照顾大多数人的口味，力求在商业原则和艺术的教化职责中找到平衡点，好莱坞的电影观因此不期然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极力在旧有知识框架的基础上去消化它……”“鸳蝴文人曾长期把控早期电影界并不偶然，他们懂得尊重电影作为大众艺术的本性，他们具有实干精神，愿意了解具体民情和普通市民心理，他们也正是以世俗性而一度在都市文化中占据了主流地位”③。 当然，就“鸳蝴文人”与早期中国电影的关系而言，说他们“长期把控早期电影界”，显然言过其实，因为早期中国电影“三大四小”的制片业格局已经形成④，真正的把控权是在企业的管理层手中。以明星公司而言，“明星三剑客”(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才有真正的话语权。从早期中国电影的整体发展来看，中国电影有着自身发展的(内在)主驱力。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虽然“好莱坞”电影、“鸳蝴派”创作和“文明戏”阵营是影响早期中国电影发展的几个重要侧面，“但这些侧面在整体发展的动力学阐释(范式)中，只能说是重要的‘参照性因素’，而非主导性因素，主导性因素只能是与早期中国电影全面觉醒的主体性相联系……”⑤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产业和产业链(放映业、发行业、制片业)完成构建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同步进行着影像叙事和美学的自主性建构。在我看来，《空谷兰》特殊的标示性价值，正是在这一电影历史延线上的显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