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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电影中的两种恐惧 在新世纪，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出现了风格迥异的政治题材电影，其两种手段最为突出：“再现”和“讽喻”，这两种手段恰好表达了这个时期欧洲人的两种内在恐惧，而如何表达、克服这两种恐惧，恰好描述了这些政治电影的特征。 2004年11月2日，荷兰导演提奥·梵高(Theo vanGogh)因拍摄短片《顺服》(Submission)而被激进穆斯林分子布耶利(MohammedBouyeri)用枪杀死，这只是欧洲社会潜在问题的某种表征。从“9·11事件”到金融海啸，欧洲实现了一体化，国界线消失，不同财富、文化、语言和宗教的人群进一步融合，也带来了新的焦虑。恐怖主义的阴影，失业与破产带来的社会危机，人们在适应这些变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过渡性和伴生性的“恐惧想象”，在现实中表达为可能出现的社会暴力：移民后裔问题、信仰冲突、北非和东欧劳工问题、市郊青年犯罪、新纳粹……这种恐惧在电影中的具体对应物表达为对隔离、差异和社会暴力的关注：“柏林墙叙事”的推进、对“五月风暴”的怀疑、对左翼恐怖主义的反思等等。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认为，萨科奇赢得法国大选，就是人们找到了克服这种恐惧的代表：警察头子。(11)故此，另外一种恐惧随之产生，那就是对这种恐惧的恐惧，对强硬内政可能导致的政治退步和暴力反弹的恐惧。如果第一种恐惧来自于当下想象，那么第二种恐惧来自历史记忆，后者在电影中表达为对独裁政治和极权主义的重新解读。 “柏林墙”是冷战在欧洲的实体形象，成为德国政治电影的重要题材，它也象征着许多德国人因意识形态对立而破碎的生活，比如罗兰·S·里希特(RolandSuso Richter)根据20世纪60年代真实事件改编的《通往自由的通道》(DerTunnel,2001)，讲述成功逃到西柏林的人在美国帮助下不惜挖掘地道，营救亲人的故事。在温弗瑞德·伯尼盖尔(WinfriedBonengel)的《前任领袖》(ExFührer,2002)中，“柏林墙”意味着隔离带来的暴力和恐惧，两个东德青年在越过柏林墙失败后，沦为了新纳粹。影片用前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ErichHonecker)的电视画面作为开场，有明显的政治寓意，并对新纳粹在东德的兴起进行了反思。更多导演期待把“柏林墙”变成治愈统一后的社会恐慌的良药，这就是《再见列宁》的成功所在，影片同时抚平东德人和西德人的心理创伤。在此之前，《柏林生活》(BerlisIs InGermany,2001)也有着相似的意图，讲述柏林墙倒塌前，东德装甲兵马丁因为失手杀人被判刑。他出狱后，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德国实现了统一，他不得不面对翻天覆地的变化。影片揭示了政治剧变后表面的平静之下，掩盖了许多社会问题。科尼·沃尔特(ConnieWalter)的《一墙之隔》(Wie Feuer undFlamme,2001)通过音乐来克服“柏林墙情结”，影片讲述了1982年来自西德富裕家庭的女孩与东德摇滚乐手之间的爱情，女孩不断把西方流行音乐带给东德音乐人，也不断聆听他们对音乐的看法，音乐成为超越意识形态隔离的象征。 2006年冬发生在巴黎的骚乱，让许多人重新想起“五月风暴”。面对现实的惶恐顺理成章地在电影中与“五月风暴”和20世纪70年代的左翼运动发生对应想象。贝尔托卢奇的《戏梦巴黎》和菲利普·加雷尔的《规则情人》(LesAmantsRéguliers,2005)是反映“五月风暴”的代表作，前者讲述“五月风暴”之前，一位热爱电影的美国学生与巴黎的一对兄妹的乌托邦式的故事，后者则用抒情化的诗意回忆了在“五月风暴”中青年人的家庭、爱情和迷茫。两部电影都用私人化的青春怀旧，取代了对“五月风暴”的正面反思，把激进革命变成他们缅怀电影、爱情的历史布景。 尽管没有出现正面反思“五月风暴”的电影，实际上，对激进左翼运动的反思间接完成了这个任务。德国影片《大教育家》(DieFetten Jahre sindvorbei,2004)通过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情节，让两代激进分子展开对话。一群自称“大教育家”的青年绑架了一位中产阶级，而这位中产阶级在20世纪60年代也是激进分子。在这场关于理想、革命、正义、平等的对话中，导演把对父辈的怀疑与对子辈的嘲讽融为一体，展现了一个因青年人还充满理想而欣慰的时代，也是一个因成年人的妥协而幻灭的时代。制作精良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DerBaader Meinhof Komplex,2008)根据史蒂芬·奥斯特(StefanAust)1998年的著作改编，讲述了德国著名无政府主义恐怖组织RAF(Rote ArmeeFraktion)的兴衰，这个著名的极左组织以革命的名义在20世纪70年代从事各种恐怖活动：暗杀、爆炸和绑架等，影片展现了RAF的创立、组织方式、行动方法和受审过程，试图对“恐怖主义的传染”提出警告，批评了对政治狂热对暴力的过度使用，并暗示“恐怖主义战争”是美国政策和激进左翼运动合谋的发明。意大利导演马可·贝罗齐奥(MarcoBellocchio)的《早安长夜》(Buongiorno,Notte,2003)堪称本片的“姊妹篇”，影片展现了1978年发生在意大利的“莫罗事件”(AldoMoro)，左翼激进组织BR(BrigateRosse)在意大利政局最微妙的时期绑架了总理莫罗，最终因政府拒绝谈判而在55天后杀害了他。贝罗齐奥重点揭露了革命青年的矛盾，以及意大利政府为避免左右联合执政而故意拖延谈判，导致悲剧发生。此外，类似题材的还有基多·齐埃萨(GuidoChiesa)的《缓慢的工作》(Lavorare con lentezza,2004)，讲了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左翼激进电影博洛尼亚电台(BolognaRadio)的故事。 从某种角度看，“柏林墙电影”和左翼运动电影都是“政治的”，它们反思了意识形态高度对立时期的敌对和暴力，以宣泄当下社会的焦虑。与其对应的，是对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恐惧，这种恐惧表达在反思纳粹思想和极权主义的题材中。 从《大独裁者》和《你逃我也逃》开始，希特勒形象就作为战争和邪恶的符号出现在各种电影中。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德国出现了重新解读希特勒的潮流，其中最著名的影片就是奥利弗·西斯贝格(OliverHirschbiegel)的《帝国的毁灭》。影片以相对客观的手法讲述希特勒死前12天里发生在元首地堡的事件，导演回避了对柏林战役以及其他战场的直接描写，而集中展现了绝望中的纳粹德国，以及独裁迷梦幻灭中的希特勒。影史上题材相似的电影很多，但《帝国的毁灭》没有回避希特勒进行自我辩解的历史台词，并把希特勒塑造成面临政治失败的悲剧人物，这个“去妖魔化”的希特勒令人印象深刻。影片引起了批评和肯定两种声音，有人认为该片让人想起希特勒的暴行，粉饰德国纳粹，但更多的是支持的声音，法国史学家马可·费罗(MarcoFerro)认为，“让人们意识到他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外星人，而是活生生的人，有助于我们避免重复历史错误”。影片在欧洲十几个国家公映，获得了极大成功，乃至在网络上掀起戏仿该片的恶搞潮流。(12)另外一部《刺杀希特勒》(Stauffenberg,2004)展现了德国人而不是敌对国家，为了结束战争苦难而刺杀希特勒，最后付出了牺牲。 另外一部影响较大的电影是丹尼斯·甘塞尔(DennisGansel)的《纳粹军校》(Napola-Elite für denFührer,2004)，影片通过希特勒少年军校揭露了独裁政治和种族主义对青少年的戕害，回应了爱德华·迪米特雷克(EdwardDmytryk)的纳粹宣传片《希特勒的少年》(Hitler's Children,1943)。在这个时期，《拜见希特勒》(Mein Führer-Diewirklich wahrste Wahrheit über Adolf Hitler,2007)的风格、叙事与《帝国的毁灭》完全相反，丹尼·雷维(DaniLevy)用了戏剧化的情节和喜剧方式，讲述一个犹太表演教师被请去摹仿希特勒的故事，他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一个因受父亲虐待而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希特勒，一个恶魔面具下的脆弱人格。《拜见希特勒》与《美丽人生》一样，用喜剧挑战严肃题材，最终受到了肯定。 从德国电影史角度看，新世纪的“希特勒电影”宣布了西贝尔伯格式的晦涩解读希特勒的时代过去了，法斯宾德式通过个体反思民族命运的时代结束了，(13)德国电影人对历史的省思和对极权主义的审视进入了新阶段，这种反思自然不局限于希特勒题材。《死亡实验》(DasExperiment,2001)根据美国真实的事件，用虚拟实验影射了权力、欲望、私仇和暴力等社会问题，片中所谓“强人法则”正是《天生杀人狂》监狱暴乱展现的暴力无政府主义。用微缩的“社会标本”反思极权主义，《浪潮》(DieWelle,2008)堪称杰作。一位中学教师为了讲授独裁政治，对学生实践各种独裁技术：领袖崇拜、种族优越论、等级制度、严酷纪律、暴力惩罚等，最终让一群根本不相信纳粹会在德国重现的青年，上演了独裁主义悲剧。《浪潮》的实验更鲜明地瞄准纳粹思想对青年的影响，成为德国反思独裁思想的批判力作。 极权主义反思也包括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东欧，施隆多夫的《大罢工》(Strajk-DieHeldin vonDanzig,2006)描写了波兰共产主义时期发生在但泽斯克最重要的工人运动。这个主题下最精彩的作品是《窃听风暴》，该片是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FlorianHenckel yonDonnersmarck)的长篇处女作。这位出生在东德的青年导演重新回溯了20世纪80年代的东德，一位特工在监听剧作家的过程中，发现了文化官僚的腐败，渐渐对这对夫妇产生同情，并暗中运用权力帮助和保护他们。影片以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展现了一个独裁政治下的监视社会，最终倾听与艺术的魅力最后唤醒了独裁者的良知。 政治似乎始终是意大利人热爱的主题，在反思法西斯主义方面，《铁蹄下的村庄》(L'uomocheverrà)和马可·贝罗齐奥的《征服》(Vincere,2008)最有代表性。《铁蹄下的村庄》以一个不会说话的8岁女孩的视角，揭露了“二战”中不为人知的“博洛尼亚屠杀”，(14)与施隆多夫的《第九日》(Derneunte Tag,2004)殊途同归。而《征服》通过墨索里尼与伊达·达尔塞(IdaDalser)的故事，从侧面描写了墨索里尼这个独裁者。影片运用大量真实纪录片文献，展现法西斯上台前动荡的意大利，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成为那些毁于法西斯的无数破碎家庭的缩影。 除此以外，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意大利电影这样直接、尖锐地嘲讽正在发生的政治，这些政治电影的出现，恰好说明了意大利政治的某种衰退。南尼·莫莱蒂的《政坛大鳄》(ⅡCaimano,2006)试图在政治题材中恢复意大利喜剧传统，影片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夸张的闹剧，但把矛头指向了贝鲁斯科尼，并对意大利政治中难以摆脱的法西斯意识进行了嘲讽。保罗·索伦蒂诺(PaoloSorrentino)在《大牌明星》(Il Divo)中则把矛头对准了最富争议性的政治人物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Andreotti)。影片运用政治电影中不太常见的华丽的“政治MV”式的语言，展现了安德烈奥蒂执政时期充满戏剧性的意大利政坛，并把安德烈奥蒂塑造成充满怪癖、阴阳怪气、心狠手辣的喜剧人物。安德烈奥蒂曾被控与黑手党勾结，意大利政坛与黑手党的勾结，让政治电影和黑帮电影的元素相互渗透，形成新的特色。马可·图利欧·吉欧达纳(Marco Tullio Giordana)的《意大利教父》(I CentoPassi,2000)就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一位西西里青年活动家创建电台，后遭到黑手党暗杀。政治讽喻最为耐人寻味的黑帮片是《格莫拉》(Gomorra,2008)，这是近十年来欧洲最优秀的现实主义黑帮电影，影片反映了意大利最大的黑帮团伙格莫拉如何运用毒品网络、娱乐业、房地产和废料填埋工业攫取财富，控制财政，影响青少年的，导演加洛尼因此受到死亡恐吓而出国避难。影片完全颠覆了《教父》式的黑帮片美学：实景拍摄、方言化对白、跟拍长镜头、出神入化的场面调度等，在展现了巨大黑帮利益的链条之后，影片结尾用字幕介绍了格莫拉犯下的命案超过四千多笔，是欧洲犯罪命案的总和，并意味深长地交代赃款流向了纽约世贸大厦，无疑在说明格莫拉的利益最终流向了庇护它的政治集团。 在法国片《预言者》中，导演雅克·奥迪亚尔把科西嘉岛、阿拉伯人的地下社会等问题巧妙搬演到一个青年黑帮领袖的成长史中。政治不再是具体的制度和政策，而是其社会后果在黑帮世界的体现。热衷于政治的法国人在21世纪10年代变得漠不关心，我们在布鲁诺·杜蒙的《弗兰德》(Flandres)中看到了对法国出兵伊拉克的批评，在拉契得·波查拉(RachidBouchareb)的《光荣岁月》(Indigènes,2006)和《法外之徒》(Hors-la-loi,2010)中看到了对戴高乐的白人主义政策的批判，在《隐藏摄影机》(Caché)中看到对“1961年10月17日事件”(15)的控诉，但政治在法国影片中变得日益模糊和暧昧，政治表达的隐蔽性成为法国电影的趋势，而且渗透到类型片中，成为消费元素，比如《36总局》中暗示了法国警界的腐败。在根据法国20世纪70年代的劫匪梅斯林生平改编的《头号公敌》(L'Ennemipublic n°1)和《死亡本能》(L'Instinct demort)中，影片通过娴熟的类型片语言，一方面，梅斯林的疯狂行为与当时的左翼运动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司法行动与今天萨科奇的治安政策有许多类同，这部犯罪电影之所以成功，不仅仅在于题材本身，更在于它成功表达了法国两种矛盾的恐慌心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