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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生话题与民族认同 在法国，许多票房大卖的喜剧片，在其他国家并不畅销，比如《尼斯冲浪小子》(BricedeNice,2005)、《欢迎来自北部》等。法国喜剧与我们熟悉的大众娱乐工业中的喜剧片不同，有着强烈的本土生活的底色。在娱乐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法国电影始终维护这种“不可通约性”(inassimilablité)。与美国电影输出的奇观和英雄相比，法国人喜欢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把电影的权利交给普通法国人，让他们在电影中谈论自己的生活，勒内·普雷达尔把这种电影叫做“公民电影”(uncinema citoyen)。(16) 法国电影中的人物喜欢“谈话”，他们在谈论什么？是每个法国人在现实中可能遭遇的问题，“谈话”本身被赋予了戏剧性和象征性，引导观众不断关注身边的人和事：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移民、治安、离婚、私生活……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民生”，法国当代电影的话语核心是讨论法国公民社会的民生问题：《谷子和鲻鱼》(LaGraine et le mulet,2007)中的移民生存问题，《墙壁之间》中的教育问题，《圣诞故事》中的家庭关系问题，《职场杀手》(LeCouperet,2005)中的失业问题，《旅鼠》(Lemming,2005)中的自杀问题，托尼·加里夫(TonyGatlif)电影中的茨冈人问题，安德烈·泰西内电影中的同性恋人群问题，卡特琳·布雷娅(CatherineBreillat)电影中的女性社会地位问题，西德里克·克拉皮什(CédricKlapisch)电影中的青年婚恋问题等等。涉及法国社会的种种民生话题都能以各种姿态通过大银幕走进人们的视野，这就是法国电影的个性。法国电影要让普通人说出他们的困惑、矛盾、焦虑、孤独和不安，形成了与美国电影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当美国拍摄了《2012》和《先知》这些隐喻全球灾难的科幻片时，法国则出现了《世界末日》(LesDeniers Jours du monde)这样的电影，讲述普通法国公民在末日降临前的日常生活。 达内兄弟(Jean-Pierre Dardenne和LucDardenne)的电影几乎成为比利时电影的代名词，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合作，最早为电视台拍摄反映社会问题的纪录片。他们合作的每一部低成本现实主义作品，都在各大国际影展上获得殊荣，戛纳电影节成为推动他们国际声誉的平台：《美丽的罗塞塔》(Rosetta)和《孩子》(L'Enfant)两次获得金棕榈奖，《罗尔娜的沉默》(LeSilence de Lorna,2008)获得了最佳编剧奖，《单车男孩》(Le Gamin auVélo)获得了评委会奖，《儿子》获得最佳男演员奖。他们的电影是最典型的“民生电影”，《孩子》讲述一个年轻的父亲试图放弃抚养刚出生的婴儿，《罗尔娜的沉默》讲述了一个试图通过假结婚而获得比利时身份的乌克兰女孩的故事。这些影片有着朴实无华的风格，和对社会事件的细腻关注，他们算不上真正的社会边缘人群，但他们在工作、家庭、婚恋和教育的琐事中遭遇到的生活问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两性话题始终是欧洲电影的主题。一方面，青年导演热衷于展现私人生活和亲密关系，让两性关系成为试探社会风化的风向标，另一方面，女性导演的不断出现，丰富了两性话题，带来许多新的题材和视角。 瑞士与比利时比较相似，其电影受到语言影响较大(法语区和瑞士德语区)，瑞士本土电影产量不大，但女性导演的崛起是瑞士电影的特色。蕾雅·普尔(LéaPool)在拍完《13岁的情人》(Emporte-moi,1999)后，主要在国外拍摄，《蓝蝴蝶》(The BlueButterfly,2004)在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拍摄，《妈妈去做头发了》(Maman est chez lecoiffeur,2009)讲的是加拿大的故事。瑞士电影资料馆2008年创建了石英奖(Quartz)，奖励年度最优秀的瑞士电影和电影人，连续三年获得最佳影片的都是青年女导演。首部获奖作品是米莎·路文斯基(MichaLewinsky)的《亲爱的》(Der Larissa Freund,2008)，次年由乌苏拉·梅尔(UrsulaMeier)的《爱巢》(Home,2008)获得，第三次由入围蒙特利尔电影节的《人兽之间》(CoeurAnimal)获得，该片女导演塞夫琳·科纳穆萨(SéverineCornamusaz)生于1976年。石英奖的前身是“瑞士电影奖”，该奖创建于1998年，由每年洛迦诺电影节的“瑞士电影日”活动评选出，石英奖的创建在推动本土电影创作方面发挥了作用。 法国影坛也活跃着一大批女性导演，她们年龄不同，电影作品不一定具有女权色彩，但其数量和质量都在法国电影史上具有代表性，这包括卡特琳·布雷娅，诺埃米·里沃斯基(NoémieLvovsky)，帕斯卡尔·费朗，若西娅娜·巴拉斯科(Josiane Balasko)，克莱尔·德尼(Clair Denis)，阿奈斯·雅薇(AgnèsJaoui)等，这个女性导演群落叹为观止。她们的影片，或以青春期少女的情感问题为核心，如《姊妹情色》(Fat Girl,2001)和《宛如幻象》(Commeune image,2004)，或以现代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为题材，如《法国舞男》(Cliente,2008)和《地狱的解剖》(Anatomie del'enfer，2004)，或以女性视角探讨现代两性关系，如《我决定留下》(Je Reste!,2003)和《情感》(Les Sentimens,2003)。 两性题材往往不是讲述“忠贞而永恒的浪漫爱情”，而是对民生话题的延伸，往往与女性地位、社会问题和性爱观念息息相关，因而法国电影中的“性”绝非招揽观众的奇观手段，《电影手册》影评人奥利维·乔亚德曾说，“告诉我你怎么拍性，我就告诉你，你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现代导演！”(17)让-克洛德·布里索(Jean-ClaudeBrisseau)的《都会性男女》(Chosessecrètes,2002)用近乎古典绘画的视觉构图和大胆的性爱场面，讲述了现代社会中性与权力的关系。在金熊奖影片《亲密》(Intimité,2002)中，性爱喧宾夺主成为人与人沟通的基础。菲利浦·格朗迪厄的《新生活》(LaVieNouvelle,2002)把性放在美国与东欧关系的政治隐喻中，帕斯卡尔·诺埃的《不可撤销》(Irréversible,2003)则展现了残酷而错位的性爱关系如何毁掉了美好的生活。 在女性抗争命运的方面，意大利的《征服》和荷兰的《黑皮书》(Zwartboek,2006)是两部重要的杰作。《黑皮书》由阔别荷兰多年的保罗·范霍文(PaulVerhoeven)导演，讲述了一位犹太少女在“二战”期间遭遇的不平凡的命运，是一部荷兰犹太人的史诗。 除了性爱，家庭观念的重要性也伴随天主教传统在欧洲人生活中的变化变得重要。在意大利，家庭观念的回归与婴儿潮一代出现的大量多子女家庭有关，标志家庭观念在意大利电影中回归的是《儿子的房间》(LaStanza del figlio,2001)，这部获得金棕榈奖的影片探讨了家庭缺位对人内心世界的影响。《面包与郁金香》(Pane etulipani,2000)通过一个“娜拉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主妇在摆脱家庭之后重获新生。克里斯蒂娜·科曼奇尼(CristinaComencini)的《心中的野兽》(La Bestia NelCuore)一方面批评了对儿童的性侵害，一方面分析了现代青年对家庭充满犹豫和怀疑的原因。尽管《狮子笼》(Leonera,2008)是社会问题剧，讲述一个有罪的母亲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在监狱生养孩子，但通过“家”与“法”的对比，强调了家庭在意大利社会中的地位。 在瑞士，丹尼斯·拉巴格尼尔(DenisRabaglia)也擅长家庭题材，他的《蓝色》(Azzurro,2000)讲述了一个爷爷帮助失明的孙女做手术重见光明的故事，而《马塞罗，马塞罗》(MarcelloMarcello,2008)讲述青年人争取美好姻缘，而融入一个家庭的故事。 对民生的关注，也与欧洲一体化后，各国越来越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有关。法国电影很少直接展现爱国主义，因为在“二战”后，法国出现了很多平庸的带有民族主父色彩的抵抗运动电影，后来成为批评的对象。(18)法国的民族认同更多体现在精英意识和文化优越感中，在这方面，文化名人的传记电影格外突出：有描写密特朗的《密特朗的最后岁月》(LePromeneur du champ deMars)，描写传奇歌手皮雅芙的《玫瑰人生》，作家传记有《萨冈》(Sagan,2008)和《别样大仲马》(L'AutreDumas,2010)，以及根据萨特和波伏娃爱情改编的《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Les Amants duFlore,2006)，或者喜剧明星高吕什的传记《一个男人的故事》(Coluche,l'histoired'unmec,2008)和摇滚歌手甘斯布的传记《英雄人生》(Serge Gainsbourg,vie  ,2010)。法国的传记片与欧洲其他国家缅怀20世纪的潮流形成了回应。(19)在把文化精英包装成时尚传奇方面，法国比其他国家更成功。女画家塞拉芬娜的传记《花落花开》(Séraphine,2008)还获得了恺撒奖最佳影片。当美国流行文化成为世界主流时，法国电影通过输出自己的文化英雄，捍卫本土文化，在通俗文化中讲述文化精英的外史故事，比如先后出现两部关于香奈儿的电影《香奈儿》(CocoChanel,2008)和《香奈儿秘密情史》(Coco et Stravinsky)。 除了传记片，古装片(film decostume)通过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再现，也能起到强化民族认同的作用。古装片属于历史题材的正剧，主要以相对久远的年代为背景，往往根据历史事实或者小说改编。古装片通过古代的服饰、布景、风光和习俗，建构了与现代社会外部观念相沟通的立体图景，古代人物无疑是穿着古典服饰的现代象征，是民族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传递载体。 荷兰电影就是通过古装片完成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的，史蒂芬·德荣(Stevende Jong)生于1962年，是新世纪以来荷兰最活跃的商业片导演，他根据荷兰著名童话改编的《巨人历险记》(De Scheepsjongens vanBontekoe,2007)是荷兰近十年来最卖座的本土电影，影片在荷兰观众人数超过10万人次。随后的《变色龙》(De Schippers van deKameleon,2003)的观众人数更是超过了75万人次，其续集《变色龙2》(Kameleon2,2005)也获得了商业成功。在瑞士，古装片也非常成功，多米尼克·德里瓦(Dominique deRivaz)根据巴赫与腓特烈二世的友谊拍摄的《在下巴赫》(Mein Name ist Bach,2003)就是成功的例子。 法国古装片的内容则包罗万象，有的改编自真实历史事件，如《贵妇与公爵》(L'Anglaiseet le Duc,2001)，有的改编自传奇故事，如《雪地里的情人》(La Veuve deSaint-Pierre,2000)，有的改编自古代人物传记，如《圣女贞德》(Jeanned'Arc,1999)和《萨德侯爵》(Sade,2002)，也有改编自文学作品，如《加布里埃尔》(Gabrielle,2005)。汤姆·蒂克伟改编了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Süskind)的小说《香水》(DasParfum,2007)，故事以18世纪的法国为背景，讲述了天才青年香水师为了配制最好的香水不惜杀害少女来搜集香气的故事。影片成功地运用视觉语言讲述了以味觉为中心的故事，彰显了人的本性欲望中的那种迷醉的酒神精神。罗麦尔的遗作《男神与女神的罗曼史》(LesAmours d'Astrée et de Céladon,2007)则是一曲对古典爱情的颂歌。 在新世纪，意大利几个传统电影类型正在消失，比如神话史诗片、通心粉西部片、恐怖片和歌剧片等，但20世纪初期的生活却越来越受到导演的偏爱，意大利这种描述现代社会早期的电影叫“回顾电影”(retrofilm)，其制作成本比古装片低，却能更好地满足观众的怀旧情结。毋庸置疑，朱塞佩·托纳多雷(Giuseppe Tornatore)是“回顾电影”的代表人物，他把意大利电影最擅长的怀旧情绪表达得生动感人。托纳多雷专注于社会变迁、战争和政治运动带给人的变化，挖掘成年人内心世界的童心和童趣，《西西里的美丽传说》(Malèna,2000)就借用了少年视角，讲述了发生在“二战”前后意大利小城的故事。《巴阿里亚：风之门》(Baarìa,2009)在西西里的历史变迁中缅怀了失落的童年。这些“成人童话电影”在欧洲和美国都容易获得成功。意大利导演艾曼纽尔·克里亚勒斯(EmanueleCrialese)的《呼吸》(Respiro,2002)，对西西里岛生活充满了眷恋和歌颂，几乎是罗西里尼《火山边缘之恋》(Stromboli)的现代版本。 法国电影中也不乏世纪之交的怀旧主义，从侧面感叹越来越快的变迁，刺激导演们展开对现代化进行独特的理解，其中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电影最多，如《迷路人》(LesEgarés,2003)、《一路平安》(Bon Voyage,2003)和《圣诞快乐》(Joyeux No  l,2005)等。怀旧情绪伴随着时间渐渐向后推演，出现了《放牛班的春天》这种描述战后一代人童年生活的温情故事。在怀旧电影中，让-皮埃尔·热内以奇思妙想和特效见长，《漫长的婚期》(UnLong Dimanche de  ,2004)显现出浓烈的世纪情怀，再现和修复了20世纪初期巴黎世俗文化的风貌。《尽情游戏》(Micmacsà tire-larigot,2009)则把恋物癖从怀旧电影中提炼出来，放到完全虚构的漫画喜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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