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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方术视野中的中国早期华盖图像(2)

http://www.newdu.com 2018-03-01 《创意与设计》 张同标 参加讨论

    3.两汉华盖与神仙方术
    我们很难说清楚方术家们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引入神秘的华盖星概念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把实用器具上升为神秘观念载体的。但大致可以确认的是,华盖与方术神仙观念有关。从长沙西汉帛画的实例来看,至少在西汉文帝时,华盖已与神秘的身后世界联系在一起了。从文献来看,距文帝不久的汉武帝时期,“设坛场,望华盖”,这华盖便就是依附实用器具的象征观念。再晚一些,王莽举行的一次试图“登仙”的重大仪式中也把华盖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曾下书曰:“予之皇初祖考黄帝定天下,将兵为上将军,建华盖,立斗献。”颜师古注:“献音羲,谓斗魁及杓末如勺之形也。”据此,可推知华盖与斗魁应同是星名,也是用华盖作为象征物的。同卷又载:“或言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鼔,挽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窃言‘此似輀车,非仙物也’。”颜师古注:“瑵读曰爪,谓盖弓头为爪形。”“服虔曰:盖高八丈,其杠皆有屈膝,可上下屈伸也。师古曰:言潜为机关,不使外见,故曰秘机也。”“輀,载丧车也”。这是很明确地说,王莽所造华盖的形状与车盖相似。九重华盖,大约是装饰得非常华丽的,共有九层,每层都像车盖状,而且就是安装在四轮马车上的。王莽造此华盖,本意是想“登仙”的,而当时的群僚却认为与“载丧车”(载运灵柩的车)差不多,或许当时的“载丧车”上也习惯竖有类似的华盖吧。《汉书》同卷还提到“华盖车”,可能是九重华盖车的简化本。我们可以想见,虽然这种华盖被赋予许多的内在企望,但却是以实用器具的车盖作为蓝本加以美化的。
    东汉还有十二重华盖,比王莽更排场。《后汉书》卷九十九《何进传》:汉灵帝中平五年时,因张角等人起事,“天下滋乱。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说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进以为然。入言之于帝。于是乃诏进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彩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阵。天子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进驻小华盖下。礼毕,帝躬擐甲介马,称无上将军,行阵三匝而还。”这一仪式中,使用十二重华盖和九重华盖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兵乱,“可以威厌四方”,寄寓平安弥乱的愿望远远高于华盖的实用功能。
    东汉时,画像砖中的西王母多有华盖(图2),降至魏晋,嘉峪关壁画中的西王母仍有华盖。这表明华盖成了早期道教造像的一个重要的仪卫要件。
    东汉桓帝祠祭老子时也用到华盖。《后汉书》卷十八《祭祀志第八》说:“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公元166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座,用郊天乐也。”这华盖应当类似于马王堆三号墓帛画所示的那样,装饰华美,寄托着“好神仙事”的愿望。
     
    图2 西王母画像砖
     
    图3 河北石家庄北宋村汉墓平面图
    连带着祠佛也用华盖。在东汉人心目中,佛也是神仙方术的一种。东汉初期的楚王刘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桓帝回应说:“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刘英因此“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刘英爱好的是黄老、浮屠,交通的却只有方士,制作的只有金龟、玉鹤,很显然,在他看来,浮屠与黄老的差别不大,俱是一家眷属。既然汉桓帝祠祀老子用华盖,那么,用同样的华盖祠佛,并没有出人意料之处。这方面的具体史料,所知只有三条:
    其一,据南阳《桐柏淮渎庙碑》记载,由于时任南阳太守的中山卢奴□君在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到该庙祭祀时,见庙祠废弛,遂“开祏神门,立阙四达,增广坛场,饰治华盖,高大殿宇,□斋傅馆”⑥,大兴土木,重建淮渎庙。这里也把坛场与华盖联系在一起,使人想到汉武帝封禅时的情景。祏,本指宗庙中藏木主的石盒,木主即为死者所立的木制牌位。不知这座庙祠里有无神像,历来金石学家们没有涉及到这一点。
    其二,《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论曰:“前史(谓《东观汉记》)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注:“浮图,今佛也。《续汉志》曰:祀老子于濯龙宫,文罽为坛饰,淳金银器,设华盖之座,用郊天乐。”
    其三,《后汉书》卷一百十八《西域传》论曰:“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义未译,而但神明之邪,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注:“清心,谓忘思虑也。释累,谓去贪欲也,不执著为空,执著为有,兼遣谓不空不有,虚实两忘也。《维摩诘》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无欲观其妙,常有欲观其徼。’故曰道书之流也。”——今案,把释典当作道家者流,是范晔那时的观念。范晔那时如此,推想东汉时也应如此。
    桓帝的这一举动,引起襄楷的疏谏。《郝氏续后汉书》卷八十三下《道术·异端》载其辞曰:“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襄楷说桓帝这样并不能“获其祚”,可以知道桓帝的本意是想“获其祚”的。祚,福佑也。
    由此可知,桓帝祠佛使用华盖,是把佛当作老子之流看待的。而祠老子使用华盖,则出于星占家的方术理论。也可以进一步地说,东汉时期的佛教造像使用华盖,是从仙道方术那里借用过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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