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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已知研究的再思考 在李静杰《早期金铜佛谱系研究》中，得知有关伞盖的研究，已有日本学者先行一步。“据日人小杉一雄研究，它和印度次大陆窣堵波顶端的宝伞关系密切，在中国的发展中，与汉画像所见华盖联系在一起，形成金铜佛的伞盖”。⑨又说：“帕特瓦佛像飞天执伞使我们寻到它的直接源泉，犍陀罗金铜佛已存在伞盖设置是可能的。”小杉一雄的著作还没有见到。我们从中国对华盖的本土观念出发，联系早期帛画与华盖青铜佛，提出这样的设想： 第一，关于“窣堵波”，是梵语佛塔的音译。印度有桑奇大塔等遗存。中国式佛塔一开始就采用楼阁式，见四川什邡汉代画像砖，因原砖残损，不知塔顶如何。但从后来的佛塔看，也没有建造成印度式的覆钵式坟丘形，而是将相轮直接插入高阁层楼的最顶端。相轮是从伞盖发展而来的，起初仅有简单的一重伞盖，后来趋于多重化。伞盖原为印度王侯的仪卫，中国更多地带有神仙方术的意味，两者之间缺乏明显的联系。 而我们追溯华盖渊源时发现，华盖一直伴随着神仙方术出现在人们的观念和视野之中，明显的例子是桓帝同时供奉浮图老子，同时使用华盖，这无疑是把佛当成神仙方术的一种看待的。虽然是误解，但这是中国人对佛教的认识，尤其是佛像深入广大民众时，更需要这种误解的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是中国征服了佛教，而不是佛教征服中国。佛像上安置华盖，无疑与两汉的方术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考察早期佛像时，考古形制、图像特征等从实物出发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同时，探寻普通信徒对佛教的理解也很重要。本文涉及的两尊华盖铜佛，通高都只有将近20cm，如果再去掉背光、华盖和床座等配件，主尊的高度仅有8cm上下，却与传世的大多数十六国佛造像属于普通信众所用的情况不同，金铜像应为上层权贵所有。⑩普通信众的佛教观念，可以借助造像碑铭文略知一二，据《金石萃编》卷三十九第五页《北朝造像诸碑总论》：“释氏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上升兜率天宫之说诱之，故愚夫愚妇相率造像，以冀佛佑，百余年来，浸成风俗。……纵观造像诸记，其祈祷之词，上及国家，下及父子，以至来生，愿望甚赊，其余鄙俚不经，为吾儒所必斥，然其幸生畏死，伤乱离而想太平，迫于不得已，而不暇记其妄诞者。”对普通信徒来说，他们对佛的认识与东汉末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不能希望他们如同高僧大德那样精通三藏。就目前所发现的文献记载和造像实物分析，上层权贵的佛教观念，与下层民众看不出明显的差异。他们对佛像的膜拜，无疑会带上他们固有的方术信仰。为佛像装置座床、华盖，与他们的这种理解有关。 第三，华盖金铜佛仅见两尊完好的。石家庄北宋村汉墓出土的没有拼装的一全套，出土时，主尊与背光、佛座等部件分离。这提醒我们，与此相似的传世铜佛之中，有些仅仅是当年整体佛像的一部分，可以分铸套接的，时代久远，故配件大多散失不存了。按常理推测，应该是有可能的，但不能确知。在没有实证的前提下，任何推测都有相对的风险。 第四，仅就金铜佛而言，尽管“犍陀罗金铜佛已存在伞盖设置是可能的”，但是，这类造像数量很少，难以举出与汉桓帝年代相当的像例。我们在印度考察佛教造像，特别留心铜制佛像，最终没有发现早期铜佛的实例，更遑论华盖与否。石造像中，虽然有鹿野苑博物馆所藏的迦腻色伽三年立佛安置了伞盖，其他的早期之作也不多见。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在中国之外寻找华盖佛像的源头，倒不如优先考虑本土信仰，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进行探讨。我们相信这种式样有印度原型的影响，但要在中国普通信众当中形成风气，也应该与他们固有的宗教信仰具有相通之处。 第五，《书叙指南》卷十二《释家流语》：“装严佛供曰华盖之饰。”引《后汉书·西域传论》注：“始于桓帝。”按，《书叙指南》二十卷，宋任广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为其“崇宁中人”，盖未入南宋者。《四库提要》评述说：较之其他类书，“独此为北宋人手笔，选择不失雅驯。以视耳剽目窃之流，固犹可以为典要也”。按《提要》之说，《书叙指南》是比较严谨可信的。那么，早在北宋时，先贤就已经认为华盖之饰是源于桓帝“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的，与我们的推测不谋而合。 因此，我们倾向于这样的理解：在华盖金铜佛之前，中国已经把华盖与神仙方术结合起来，使得华盖从原先的实用器物转化为某种方术思想的象征，尤其与神仙或长生联系在一起。印度早期佛像虽然也有伴随华盖的实例，他们把华盖视为王侯的象征，这与中国观念截然不同。佛教初传中国，佛尊被视为外来的神仙，仙佛混然不别。在这种情况下，才使得汉桓帝有了设华盖并祠浮图老子的特别举动，这时的佛像华盖，与其说是王侯威仪，倒不如说是神仙方术的象征。换言之，外来的华盖，无论原有的意味如何，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接受，必然与中国固有思想具有或多或少的关联性。作为来自天竺的佛像，其实是在中国的方术视野中被接纳并发扬光大的。只是，作为王侯威仪的天竺华盖，是否被中国接受并最终演变成为皇帝专用的黄罗伞盖之类，这又是需要继续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了。 注释： ①《说文解字》(影印清陈昌治刻本)，天津市古籍书店，1991年。 ②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影印经韵楼刻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③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长沙战国楚墓帛画》，《文物》1973年第7期。 ④刘敦愿《马王堆西汉帛画中的若干神话问题》，《文史哲》1978年第4期，又收入：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1992年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 ⑤刘晓路《中国帛画》，北京：中国书店，1994年。 ⑥王昶《金石萃编》卷十，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上海扫叶山房1931年石印本，全4册)，1990年。 ⑦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石家庄北宋村清理了两座汉墓》，《文物》1959年第1期。 ⑧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⑨李静杰《早期金铜佛谱系研究》，《考古》1995年第5期。[原注]：小杉一雄《中国仏教美术史の研究》，新树社，东京，昭和55年(1980年)。 ⑩金申《北魏奇特的风俗：铸像以卜》，收入：《佛教美术丛考续编》，北京：华龄出版社，2010年，第167-17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