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华盖与佛道二教 桓帝祠祭的带有“华盖之饰”“华盖之座”的佛教造像，并没有明确的记录，不详其形制。到目前为止，所能见的考古实物，都只有部分佛像的属性，如白毫相、手印、项光等，而且都是仙道方术混杂在一起，与桓帝仙佛混祠的情况相似，据此还可以想见桓帝所祠的佛教造像，佛教的特征必然是相当有限的。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两尊华盖金铜佛，和一全套没有组装的零部件，大约都是十六国时期的遗物，距东汉桓帝已有一段时期了，虽不能完全据以推想汉代宫廷的佛教造像，但当时佛教信仰的基本观念无疑会或多或少地在这三尊佛像中有所体现。 第一尊，鎏金铜造像(图4)，高17.6cm。分华盖、佛像、底座三部分，是目前所见保存最完整的。主尊释迦盘膝而坐，两侧为立形弟子，下有浮雕双狮。背光残，上端饰二飞天一小佛。背光后面向上有一伞形鎏金华盖，边缘有小孔，出土时挂有垂饰。底部为四足方座，其中一足残断。“制作时期当在十六国后期而早于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坐像”，一般约略地定为“十六国至北魏前期”。1955年河北省石家庄的北宋村二汉号墓出土(图3)，现存河北省博物馆。 第二尊，也出于石家庄东郊的北宋村二号汉墓。“中室距地1m高的乱砖中出土鎏金佛及铜佛各一躯(原报告封三图2、图4)、佛座一、鎏金背光一”。“前室北门口距墓底1.50m高处乱砖上出鎏金华盖一，周围有垂饰(原报告封三图3、本文图5)”。这里所说的“鎏金佛”即上文描述的带背光华盖的这一尊。其他的零部件，“铜佛一”“佛座一、鎏金背光一”“鎏金华盖一”，大致也可以构成一尊完整的带华盖的铜佛。那尊没有背光和佛座的铜佛，与现存的多数金铜佛大体相似。出土报告把这座墓确认为东汉晚期，只介绍了墓中文物，认为佛像“是否为墓中原物已难确定”，没有进一步的分析。⑦现在看来，这可能是后来混入东汉墓葬的。 第三尊，华盖金铜佛，著录于《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雕塑分册第101图(图6)。铜质，通高19cm。造像由华盖、背光、佛和佛床组成。佛高8.5cm，高肉髻，面相方圆，肩胸宽厚，着圆领通肩大衣。两手重叠置于腹部，呈禅定印，结跏趺坐于双狮台座上。双狮中间铸有忍冬纹。下面是方形四足佛床。佛身后有圆形头光和背光，并有莲花纹和火焰纹。背光之上立有圆形莲花纹华盖，直径14cm，周边有16个孔洞，当初应装有流苏等饰物。时代不详，《中国美术全集》定为“北魏”。我们认为当属十六国时期，或谓西秦。1975年甘肃泾川县玉都乡出土，出土时的详细情形未见报道。 A.鎏金铜佛像，二号汉墓出土，采自：《文物》1959年第1期，卷首图版。 B.C.河北金铜佛，取自《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华盖边缘有垂饰。  图4 鎏金铜佛像，河北出土 这些佛像表现出这样的共性：高肉髻，呈三分之二大球状。面相轮廓比较圆润，带有中国人的特征，显得比较温和。头部稍稍前倾，有沉静内敛的意态。着通肩大衣，领口多呈圆领状，或似环套在脖颈的圆片，与通肩大衣的实际穿法不符，交代得比较模糊，中国早期佛像往往如此。图案化的衣纹，从腹部双手禅定印分上下两部分。上部衣纹从领口下垂，呈多重的“U”字形，衣纹断面呈浅梯形。双手之下的衣纹也呈U形，向上翻过手臂，形成向外撇开的袖口。佛坐在方座上，两膝略宽于方座，方座正面左右两侧饰有双狮，狮子只强调面部和前腿，狮子之间饰有莲花或水瓶。佛的衣纹下垂至双狮面部中间。类似这样的具有明显共性的青铜佛像，还有不少，大多是传世之物，出土或发现的详细情况都不很清楚，又缺少具体的断代依据，一般依据中书舍人施文造佛坐像制于大夏胜光二年(公元429年)，推测这些青铜小佛像应当都是十六国时期的遗物。本文列举的华盖金铜佛也不能例外，也应当制作于十六国时期。  图5 铜华盖、铜佛，河北石家庄二号墓出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