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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像毁坏”作为事件的艺术史构想 由物证构成的“艺术史”，必须建立在对实物进行的感受、判断、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实物存在的艺术作品本身，即里格尔（Alois Riegel）意义上的“遗物”或“古迹”（monument）。作为“遗物”或“古迹”的艺术作品同时拥有两种时间：它既是过去的创造与存在，又是当下的创造与存在，自身构成了完整的历史的历时性。对它的表述针对的是艺术作品的一种客体化的艺术史。“圣像毁坏”中被毁坏的圣像的物质存在，无法拥有这两种时间，自身无法构成完整的历史的历时性，但“圣像毁坏”不等于圣像不曾存在。 另一种理解是，“艺术史”还必然是一部“总体史”（une histoire totalisante）。这是因为，一件物质形态的艺术作品的生产、流通和传承，必然涉及到人类同时期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实践的全部领域，从材料、工具、技艺到观念、信仰与宗教，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它必须也只能是这种“总体史”，一部所谓的“包罗万象的历史”（une histoire universelle）。[12]借助于对一般历史两种类型的反思，如“一切历史都是过去史”的“原意派”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任意派”，无论是建构当时的历史原型，将图像的历史还原为宗教、政治，或战争、经济、文化的历史；还是将圣像的价值做艺术史的判断，对应当下的“圣像毁坏”，做超越宗教的理解，上升为人类文明的一般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都是对图像的历史或艺术史做完整的解读。 那么，再借助于一般历史将“圣像毁坏”作为历史事件的描述，“圣像毁坏”是否可以作为艺术史的事件，通过事件的过程——运动来表述。艺术史学家在研究19至20世纪艺术时，并不是按照时期、风格、或学派，而是按照运动来分析主题，例如，印象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波普等，形态上和观念上的连续性构成了这些运动，而不是支配或固定的“时代风格”，H.W.詹森（Horst Woldemar Janson）也将哥特艺术视为一个运动，并根据西方艺术史，清楚地辨认出为最早的艺术运动，这场运动开始于1150年之前的圣－丹尼斯修道院，并以变化不同的速度在每一个方向上传播，直到一个世纪后它已经改变了整个天主教西方的艺术。[10]在E. H.贡布里希（Ernst Hans Gombrich）看来，有价值的问题常常是关于“各种运动”的战斗口号，这些运动对那些有兴趣于某种艺术和精神历史单一研究方法的人来说，似乎是最有希望的研究主题。不过，贡布里希不同于H.W. 詹森的看法：“我并不认为哥特建筑真正发起了一场运动，它也许只是一种技术革新和一种时尚的混合物。相比较而言，文艺复兴很明显是一场运动，这个运动在文学、修辞和艺术中提倡一种特殊的风格。这种风格虽然不是无所不在的，但它确实波及到许多领域。”[10]另一个艺术事件的典型的例子是关于“现实主义”的，1855年，库尔贝举办了个人画展《现实主义——G.库尔贝画展》，并引发了一场大辩论，艺术史称之为“现实主义大论战”，将“现实主义”的哲学和美学概念转化为一种既定的艺术史事件。 “圣像毁坏”对艺术史研究来说，追求“事件—运动”的术语体系，会推动在艺术史学术研究和其他历史研究学科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和相互依存，将无法确定的风格和类型化的界定，演化为意义的相似性和差异，并且能让研究者看到一条发展的线索；也能与其他历史的客体和事件相互联系，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类似的安排，因此有助于解释这些历史客体和事件。 就基督教神学的基督论而言，上帝的存在的启示主要通过七个方面的事件来显现，包括耶稣的灵生、爱道的宣告、受难，以及成为基督的复活、升天、再来、审判，这些都涉及到上帝的践行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基督教艺术的重要主题，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受难与复活事件，构成了这七个方面彼此相关联的转折点，也是圣像最为常见的题材。在东正教中，一个具有神迹的圣像可以促成教会节日的设立；在国家编年史中，将圣像的保存或放置位置的转移，都视为与政治事件同等重要，并详加记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