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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投名状》相似，《见龙卸甲》也着力表现儒家文化的缺陷。众所周知，诸葛亮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完美地体现儒家文化理想的“贤相”，但在影片中却是一个失败者。他出场时虽然运筹帷幄、自信从容，俨然是一个奔走于乱世、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先知者”，最后却玩弄政治(只能靠回忆而活着)、欺骗赵子龙、并且被对手曹婴彻底打败。再有，在角色设计上，导演李仁港虚构了叙述者罗平安。他所叙述的种种人生理想，都是儒家文化的体现，如“胃口要大，梦想也要大”的“事功渴望”；“光宗耀祖”、“荣归故里”追求的族群认同，等等。他一生碌碌无为、妒贤嫉能；虽然袒露了隐秘的欲望、流露了真情，但却是个一无是处的失败者、怯懦者。我们认为，编导对人物这般设计，表明儒家文化是一个被否定的文化资源。 如果说《见龙卸甲》借助佛教文化对赵子龙身上所承载的“浑身是胆”、“常胜将军”等传统正面价值加以解构，对儒家文化中的“立功”、“平天下”等最高人生目标进行消解，是通过“改动”人物命运的方式暗示出来的话，那么，2011年的《关云长》对佛教文化的宣扬，就更为明显。《金刚经》中的著名偈语——“一切为有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干脆直接出现在片头字幕中。影片主体部分虽然表现关云长的事功，但首尾的“死亡”/“泡影”的空无，则成为释解关云长“辉煌”的注脚。影片中，不仅曹操、僧人普净，就连向关云长示爱被拒的绮兰都认为他具有“慈悲心肠”。众所周知，在《三国演义》及相关题材的戏曲、民间故事中，关云长为追随刘备而“千里走单骑”，早已演变成一个“义薄云天”的千古佳话，它凸现的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君臣/兄弟伦理，然而，这种已然定型的文化经验，被导演庄文强彻底否定：“这部戏要探讨的是，就是义气的憨居性(这个粤语用词很难找到相应的普通话词语，约莫是‘傻憨加点荒谬’的意思)和义气的价值。这个民族就是崇尚‘狼文化’，所谓义气不过是空谈。”[3]在这种思路中，“义气”被解读成佛教的“慈悲”；“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已然变调，不仅兄嫂已被曹操送还刘备，就连虚构的小妾绮兰，很快也由关云长转托和尚普净护送，“千里走单骑”却成了关云长“为民除害”的慈悲行为。如沂水关太守卞喜曾杀死并州五万平民，被关云长上门斩杀，而荥阳太守王植是个“好官”，关云长则对之处处留情。从人物上说，《关云长》比《见龙卸甲》变化更大，彻底颠覆了儒家文化对人物的价值判断。被儒家文化严厉批判的“奸雄”曹操，可谓是关云长一生中肝胆相照、生死不渝的“朋友”(甚至答应关云长，等天下太平后一定杀死“昏君”)；而代表汉室正统的汉献帝虽然表面亲民，但背地里却阴险狡诈，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居然是追杀关云长的施令者。这种变动虽然表达了对儒家文化的强烈不信任，但于情于理都难以令人信服。 在以上两部电影中，刘备作为儒家文化推崇的“圣君”，虽都出现，但其分量少之又少，如《关云长》中的刘备只是一个回忆中的背影，空洞的人物符号，所谓的人格魅力语焉不详；《见龙卸甲》的刘备在没有仁义等儒家文化的支持下，只是一个与曹操争夺天下失败的“枭雄”。不仅如此，目前任何一部“三国题材”的影视剧都难以真正地确立起刘备政权的合法性。电视剧《三国演义》遵循原作，刘备以仁善立身，然而“伪善”、“无能”使之苍白干瘪，失去人生亮点；而2010年的《新三国》把刘备塑造成一个具有一定能力、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却只能造成了人物前后的矛盾与断裂，很难贯穿到整部电视剧，等等。我们认为，失去了儒家文化以“天人感应”所给予的种种神秘主义暗示，失去了儒家文化“道德价值一元论”的权威性，无论是突出人物的道德崇高还是个体能力，都会进退两难，缺乏逻辑的连贯性。 儒家文化之所以失去了阐释故事、人物情感及其理想人生这一根本的价值，就在于传统的“天理”观在当前已没有说服力。金观涛这样描述儒家文化在封建皇权建构中的重大功能：“古代建立大一统帝国，不仅要靠由儒生组成的文官系统，更须确立凌驾于文官制度之上的皇权；而皇帝受命于天，皇权的合法性基础只能是宇宙秩序。只有从宇宙秩序推导出儒生的道德规范，才能将儒生追求道德的力量转化为对皇权的维护。”[4](P.25)而在儒家文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自身的构成内容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儒家发展到汉代，已极大地偏离了它在先秦时期的文化取向。先秦儒学本为‘生活之哲学’，经孔孟的阐发，逐步进展为‘德性之哲学’。但是到了汉代，孔子成为为汉制法的素王，儒学就变成一个主张‘天人感应’，并把阴阳五行、男尊女卑、朝代循环、时序声色等观念整合在一起的大哲学体系。”[4](P.30)也就是说，儒家文化以如此庞杂的知识体系建构起古代中国“君权天授”的“天理观”，论证封建皇权的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已然分崩离析。汪晖说：“作为一个道德/政治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观，天理构成了‘前西方’时代中国的道德实践、文化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概念，而以此为核心的世界观的解体意味着在漫长时代里形成的道德/政治共同体及其认同感正在面临危机；作为这一解体的结果的公理/科学世界观的产生标志着原有的认同形态已经难以为继。”[5](P.47)儒家文化在以民主、共和为政治理想的现代民族国家中举步维艰。不仅丧失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导致在国家、社会等集体层面的“失效”，而且，就个体意义来说，所强调“克己”、“复礼”等道德规范的现实约束，在擅长内省的佛、道文化面前也是相形见绌。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在回顾历史、理解现实及想象未来的时候，既失去了儒家文化这一传统依据，同时，又未能建立一种有效的、具有文化特色的价值体系及其话语。这从根本上造成了电影文本在天理/公理、道德/科学、情感/理智、文本内/外之间的分裂，也就产生了诸如怎样在现代性语境中表达古代社会的关键性概念，怎样叙述古代确立政治合法性、但又具有神秘性的“天人感应”，如何在理性精神、现代科学的背景下表现“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文化传统等种种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