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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下电影的大众经验：佛教的表象与西方文化的实质 以上算是描述了“排儒扬佛”现象。但是，值得继续追问的是：当下电影的“扬佛”是否把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特征的佛教文化表现出来。我们认为，从文化身份的角度说，儒家文化虽然失势，但引入禅宗等佛教文化也是一种可行的思路。毕竟，佛教经由魏晋时期道家文化“有无”观的续接、历经隋唐的繁盛、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吸收，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换言之，电影这一最具传播力的大众文本如果能够充分传达佛教文化的精义要旨，这对新世纪形塑国家形象、凸现文化身份的文化战略来说，也未必不是可行之道。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如上多部影片并未真正传达佛教在文化价值及其生命层面的意义，演绎佛法教义、展现宗教价值及其人生情怀。2008年的《苏乞儿》中“武神”背后浓厚的佛教文化，不过只是承担了苏乞儿人生命运起承转合的功能，以宗教的神秘主义衔接了不可思议的武功恢复。2009年的《锦衣卫》把最后正邪决斗的场景安排在置放佛像的封闭空间，不外是为了烘托肃杀的决斗气氛；佛像也被道具化，居然成为攻击对方的工具，这显然与佛教精神没有太多关系。《关云长》即便在开首就出现了《金刚经》偈语，但整个故事阐发的人生意义、价值取向，与此却毫不相关。片尾重新回到片头的祭祀场景，曹操在阐述了“狼的生存哲学”后，却明确表示参与“天下竞雄”的态度。这与佛家偈语的“空无”要旨迥然不同。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这一变化。曹操作为叙述者，叙述关云长的辉煌但悲剧的人生，但超越了失败的关云长，成了一个权威的评判者。他与凸现儒家文化理想衰落的罗平安不同，在生活方式、理想追求、文韬武略显示出积极扩张的个人主义，具有明显的平等自由、崇尚实利的现代特征。如当高僧普净将关云长的“义”阐释为慈悲时，曹操则斥之为“可悲”，认为在豺狼当道的乱世，这种义气、慈悲根本不合时宜。我们认为，在这部影片中，虽然片名、主角都是关云长，以身首异处的悲剧而告终，正是否定了所谓“慈悲”的人生价值，最能代表编导价值取向的却是曹操。可以说，编导依从当下社会的价值取向，不顾最基本的历史记忆与经验，试图全方位地树立起曹操的合法性。如汉献帝不拘礼仪，具有平等的现代色彩，并对曹操充满了感激之情，在秋收麦田中，君臣之间其乐融融，全无《三国演义》中的悲惨。曹操一反“奸雄”的传统造型，不仅在“老刘家的房子要倒”的时候帮助修葺，而且根本没有取而代之的权力欲望；他站在国家的高度，使用军队屯田制度，军队、百姓“无一人饿死”，并积极安顿流落四处的灾民们；从个体角度说，他不顾敌我之分，更派张辽率精兵护卫送回了刘备家眷；纯粹从爱惜人才的角度，对关云长如此曲意维护，等等，这些任意编造的情节使曹操超越了关云长。概言之，《关云长》虽然出现了“排儒扬佛”的现象，人为地添加了诸多佛教文化的符号，但整部影片的价值取向并不在于“空无”的佛教，而是曹操所代表的崇尚实利、现世成功的个人主义，即“狼的生存哲学”。 我们认为，当下电影出现佛教文化兴起的现象，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佛教文化作为文化传统的有机构成、一种可识别性符号，成了“奇观”消费的另一种选择，参与文化消费，这和上世纪90年代藏传佛教的造型元素大量进入武打片的情况极为类似；另一方面，佛教的教条精要、宗教信仰、生命价值等虽然与西方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现代大众的粗浅理解中，佛教如同一座搭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成为倦怠的现代人对古代生活的一种闲适想象——两者颇有互补、相通之处。所谓“互补”，指佛教成为了强调竞争、渴望成功的西方文化的一道“精神”润滑剂。葛兆光说：“尽管佛教讨论‘空’的理论玄妙而且深奥，一般的知识人与平民理解和接受的佛教却只是把‘空’当成了对命运的失望或对心智的麻痹，在‘一切皆空’中缓解着心灵的紧张，宣泄着人生的不满。”[6]这可以说是《见龙卸甲》的主旨。与《关云长》相似，导演李仁港不顾《三国演义》中赵子龙完美的人生结局，叙述的是现代性的人生体验。赵子龙坚信“命运在自己的手中”，虽然获得了事业成功，然而背负着“常胜将军”的盛名，长期承受着“心灵的紧张”，内心早已是疲惫不堪，终于在“空无”的佛家观念中，获得解脱与放松。这是对佛教最为粗疏、也最为大众化的一种理解，弥补、完善了西方文化过于强调自我、追求成功带来沉重负荷等缺陷。所谓“相通”，主要指在自我的表现形态上，佛教与西方文化存在着某种表象的相似。日本学者阿部正雄说：“在禅对绝对无的认识中，个人绝不受制于任何东西。绝不受制于任何东西，意味着个人在个体性上完全是自决的。它是完全自主的而无需任何超在的决定因素。”[7](P.26)这和西方文化张扬自我、崇尚个性的外部特征较为相似。但是，佛教所说的“自决”建立在“绝对无”的认识上，每一种强调自身特征、张扬“完全自主”的自决存在，在“绝对空即妙有”的终极原理面前，转换成了彼此相连的“圆融”。“在禅的自我觉悟中，每一个体存在，不管是人、动物、植物还是物，都如‘柳绿花红’所表述的，在其个体性上显示了自身；然而，又如‘李公吃酒张公醉’所表述的，每一事物又都和谐地相互交融。这当然并非目的，却是一个我们的生命与活动必须完全建立在其上的基础。”[7](P.27)以此观之，佛教显示自我的“个体性”是以“和谐交融”为前提；西方文化的“自我”仅仅根据“物自体”特征，类似“柳绿桃红”、“见山是山”的阶段，而非佛教在“绝对空”意义上所要达到“李公吃酒张公醉”的“和谐交融”的境界。 可以想见，作为大众文本的电影，对此并无太多的领会。但正由于存在着表象的相似，在彰显个性、崇尚自我的现代社会中，佛教更容易接受，这是目前电影创作“排儒扬佛”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电影对佛教似是而非的表达，实质上是一种经过现代观念修正后的实利主义。如《关云长》中曹操与高僧普净的一场会谈。在普净看来，“佛祖所说的地狱与天国都是‘一种看法’，至于看到的是天国还是地狱全在你自己”、“凡事想得太远，无异于给自己造了一座地狱”、“地狱里自有天国，天国也有地狱”、“想多想少也全在你自己”。这里，任何天国/地狱、善/恶、多/少的选择都“全在你自己”，然而这个“你自己”/曹操恰恰又是根据“狼的哲学”进行选择的。如此一来，看似有深意的“点拨”却不过是一场与世俗的实利主义同流合污的语言游戏，这种“禅语”与佛教文化当然相去甚远。因此，只要我们深入分析电影中的“排儒扬佛”现象，就可发现，佛教并未作为一种值得倡导的人生观、价值观而传播开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更没有趁此有所复苏。在目前的叙述中，佛教成为可供消费的文化表象，并因具有传统特征，而掩盖西方文化对目前国内社会侵蚀的功能，这一切正显示出严重的文化危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