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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到目前为止，笔者只触及了《创》的“实质性”部分：其关于电影阐释的理论和分析。但其实还存在某一具有争议的部分。一些评论者已然发觉，这部分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从分析部分中分离出来。它给许多读者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简单地说，笔者认为电影评论过于依赖阐释，导致其自身发展的停滞，而电影分析应获得更多的关注。虽然技巧精湛的批评家——《创》以法伯((Manny Farber)(30)、巴赞(André Bazin)(31)、《电影》小组(the Movie group)等为例——写的评论依旧精彩，但电影阐释数量的激增、阐释性写作的学术化，使得大部分批判性文章都显得毫无新意。我建议可以拓展电影评论的其他方面，譬如历史语境和社会接受状况、风格和结构以及人们是如何看待和理解影片等，这些方面同样可以有效地用于阐明电影艺术。 但要注意，我的意思并不是大家不必再阐释电影了。我并不是说，阐释总是毫无新意的，也并非像贝肯斯理解的那样，主张所谓“科学性的”(“钟而非云”(32)式)的阐释(第6页)。这也不是对电影研究的教育目标、批判性评价或教育方式的攻击。(33) 可以想象，艺术史主要包括了对象征性和寓言式意象的研究，音乐史则包含了对音乐作品所呈现的卓著理念的研究。但我们也应该研究绘画风格或音乐结构，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变过程——这项提议并不为过。毋庸置疑，在艺术史和音乐史研究中，存在着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传统研究方式；它们的影响力太大，以至新兴流派不得不另辟蹊径，转而用阐释学的方式进行阐释。但电影研究呈现的则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局面，因此，笔者提出了一种替代阐释的方式，即电影的“历史诗学”。这种方式着重关注在限定的条件下，形式、风格和意义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运用这种方式实际上并非什么离经叛道之举。就像阐释在《圣经》注释和法律解释方面历史悠久一样，分析，在笔者所运用的概念范畴内，同样具有许多久远的传统。古希腊的文学理论，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都普遍趋于对同一主题和概括意义的兴趣的缺乏。(34)比起阐释文本，法国结构主义的某些流派和俄国形式主义更关注结构和风格的规范和惯例。如今存在一批学者沿用上述方式进行研究，在《创》中已一一举例(第263至274页)。 但是，《创》也提出在专业范围内，电影阐释已经模式化了。一位学者可以运用那些早已用得烂熟的批判手段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学生并不是其学术伙伴。我发现，现今发表的大多数阐释性文章都存在文思僵化的特点。《创》试图提出造成这个特点的若干缘由，一些读者也默认了这些理由。但笔者并不奢求能说服许多人，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观点在文学界是而且永远都是小众的。但对于一种话语模式的不满能鞭策人们开拓寻求其他的模式，这就是笔者将这个争议性的话题写入《创》的原因，希望能激励人们寻求新的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