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泓（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我和王先生出身比较接近。他比我大20岁，所以我和畅安先生还有袁先生应该算是忘年交，但我们之间的交往没有界限。有一段大概就是“四人帮”粉碎了以后，我又住回胡同里面，那里离他家很近。晚上我把孩子打发睡了以后，我就到王先生那里去了，大概一个礼拜要有两到三个晚上都是在他们那度过的。我从他们那学到的东西就是聊天，我们无所不谈。他有很多小发明，比如说把玉米叶包起来卷起来刷锅最好，刚开始我还不敢要，后来试了试，效果很好。我和畅安先生还有一段合作，“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老美协每年春节都聚会一次。有一次春节聚会的时候，他突然跟黄苗子先生就说他要把他50年代写的《中国家具史》重新整理，有关考古的这一段让我帮忙，我受宠若惊。我写了一个提纲，后来我把写的跟他准备合作的提纲以《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家具史的研究》为名，放到纪念我老师苏秉琦先生的集子里面，那是1989年的事。他看了那个提纲说可以，我们就分工吧，我写前面，他写后面。后来我们两个人就不断地商量，跟朱先生也讨论这个问题。当时稿本复印了好多份，其中有一份是我的老师宿白先生给提了意见，可惜到现在这个工作没能完成。另外我也给他服务。因为我是编辑，我从1959年就做编辑，一直到现在还没完没了。后来又参加《文物》，给他们做终审。1980年在《文物》上有两篇王先生的文章，一篇是说明式家具的“贫”，一篇说明式家具的“病”，这两篇文章写得很长，后收录在《明式家具研究》里面。《文物》的领导有些意见，说这个太长要改写，王先生说不改写，但还要发表，这样他们找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人去编辑，这个人就是我。这两篇是我按照他的意思缩写，结果他很满意，为了这个他跑到我的宿舍里面给我送吃的，他走了以后我宿舍的人问我那个大师傅找你来干吗啊——因为他骑着个破车子，人家都以为他是大师傅，确实他做的菜很好吃。后来王世襄就搬到芳草地那个公寓里面去了，我的宿舍被分到皂君庙。这一下子太远了，虽然从那以后大家的条件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没有聊天的机会了。 王先生一直做他自己有兴趣的，持之以恒地做。这一点我很佩服他，我是不成。我这一生都是任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做那些研究，我说那都是领导安排的任务，到现在我任务还没有完成，退休了所里的任务到现在还在做着，我想结束了以后肯定像畅安先生一样做点有兴趣的事情。他冬天怀里揣个蝈蝈——他家庭组成很特殊，兄弟之间就剩他，所以他怎么玩都成，但我家里管得特别严，什么蝈蝈、养鸽子是绝对不可以的。他还遛狗，他老想带着我玩，我一直也没有玩成。所以他能够做很多研究，是别人不能研究的事。他开始读燕京的时候，他的毕业论文是画论，后来他不能做这个了，好在那个画论已经出版。所以他在文物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今天学文物考古的年轻人，能够赶上他是很不容易的。刚才郑院长说了，现在的文物界什么东西都要看值多少钱这个事，对于他来说这完全是兴趣，确实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特别是北京的很多民俗保存下来。现在养鸽子养的都是洋鸽子，他每次都跟我说这个，他说你看看这个还是你小时候看的鸽子吗？我说我眼神不好，看不清楚。现在基本上都不是我们传统的鸽子了。他能够把这个发掘出来并且出版是很不容易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