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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时代的音乐史料研究尤须倡导“读书得间”治学境界 网络信息时代也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举凡所需资料，鼠标点动之间，海量信息唾手可得。由此便容易滋生懒惰、急切、甚至投机的心理，这会使我们容易在鱼龙混杂、真伪难辨的史料面前失却学术操守，背离传统的治学精神，陷入快餐文化的盲目快感之中。因此，笔者认为倡导乾嘉学派的优秀治学传统“读书得间”亦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读书得间”就是要从书中读出自己的空间。对于音乐史料的研究来说也就是要从材料的字里行间看出它所反映的真实事实来。笔者记起冯文慈先生生前为我们讲述音乐史时说过“读文章要从它背后的意义来分析”；“读懂了一篇文章，要想想有没有人说的与此不同”。这就是在寻求自己的读书空间，应当就是“读书得间”的感悟了。 笔者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在完成关于朱载堉律学思维的研究文稿时发现，朱载堉在阐释其“新法密率”的过程中曾以其拟构的“约率”(以500/749、1000/749代替2/3、4/3的微小调整进行律学计算)测知《淮南子》所载律数，并非以三分损益法计算所生，而是“盖与新法颇同”。当时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冯先生对此史料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深入剖析，撰为副论，与笔者的文章一道呈诸学界。冯先生的剖析过程使我感受到“读书得间”的魅力。先生首先将朱载堉提及的《史记·律书》及《淮南子》律数数据的精确计算列出，又依可能会因结果四舍五入而引起的律数变化一并计算析出，绘制成义理精详的表格。而后他比刊了朱载堉对于《淮南子》夹钟律(68)和应钟律(43)的校勘结果，认为朱氏意图是通过夹钟这一关键律数来证实《淮南子》采用的乃非“三分损益法”，先生最后做出的审慎结论是：“朱载堉看到68和67一数之差，从而推测《淮南于》的生律法‘非三分损益法’，而是近似其密率新法的一种生律法，说明他眼光之锐敏。他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但仍然难以肯定必然准确。因为如上所述，68的由来客观上存在着两种律学思维(三分损益和近似等比)的可能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中提示过，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有缺陷，人们的认识只能是相对的，逐步趋于完善的。因此，如果目前一定要说朱载堉的推测是‘对’还是‘错’，可能就会陷于无知和荒谬。”(13)这一具有冷静科学态度的研判，使我当时急于寻求朱载堉的近似十二平均律科学成果的激情平复下来，而冯先生研判这一难题所体现出的严谨、冷峻思维过程更让我这个当时初试科研身手的晚辈倍受教育。他的这一研判过程，力求探索到朱氏思考这一问题的原生环境，力求对朱氏律学思维链获得全面的体验。这充分反映出冯先生践行其“读文章要从它背后的意义来分析”，从而进入到读书要读出自己的空间这种“读书得间”的境界。  在冯先生的史料研究中我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个案，就是关于周穆王西巡史料的研究。 在冯先生的《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对《穆天子传》及“周穆王西巡史料”作了如下的介绍： 大约在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一带)战国时期魏襄王墓中，发掘到若干部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即所谓“汲冢书”，其中有一部叫做《穆天子传》，可能就是战国时期的著作。穆天子，指周穆王，是西周的第五位帝王，书中记述了他驾驭八匹骏马、西登昆仑以观黄帝之宫等等奇异经历，包括与西王母在瑶池相会并歌诗唱和、屡次演奏“广乐”等等。 有关内容大意如下： 穆天子曾经在一个叫做玄池的地方休憩，演奏广乐三天才结束；又曾经在一个叫做□山的地方休憩，也演奏了广乐；还曾经在漯水地方，祭祀死去的白鹿，又隆重地演奏了广乐。在乐池(即玄池)殡葬宠爱的盛姬时，使用的乐器有琴、瑟、竽、龠、簌、管、鼓、钟、建鼓、建钟、灵鼓，等等。丧礼隆重非常，哭丧、行丧和入葬等等都有乐人演奏的音乐来配合。(14) 冯先生对于这一则史料的辨析从寻找《穆天子传》所叙写内容的原始材料开始。 从史料来源上看，先生首先指出“‘其言不典’的《穆天子传》，是一部非常富于传奇性的小说，也有的学者认为它具有神话因素。清代《四库全书》改变过去把它归入皇帝‘起居注’的分类办法，而把它归入‘小说家类’。”(15)清人已认为它“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16) 转而，先生考索了《穆天子传》所做“周穆王西巡”的小说家式的描述所可能根据的可信史料来源——《史记·赵世家》。从《史记·赵世家》所述周穆王重用的一个名叫造父的人献马并于周穆王出行的史料中，先生寻绎周穆王得到良马，并西巡狩的史事原型；又从《周本纪》所记周穆王征伐西邻犬戎(大体在今陕北、甘肃东北界邻宁夏一带)所获四头白狼和四头白鹿寻得了白鹿史事的原型。如此，基本上完成了《穆天子传》将传说神话编撰起来的史实基础的辨析。同时先生还依据先秦史料和《史记·赵世家》中关于“广乐”的梦中神话，指出了西周穆王巡游奏广乐的小说家言，可能正是结合了上述史实和这个梦中神话编撰而成的。 进而，先生论到，从内容上看《穆天子传》的内容“根本看不到符合西周当时历史条件的四处巡行演奏所谓‘广乐’的动机，是为了宣扬国威?是政治交往或贸易?还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单纯的音乐交流?对方是什么国度?什么人?又有什么反应?”(17)而且对有学者考证“□山”是指今阿富汗的蜀山的意见是脱离开历史条件的孤立的考证结果，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至此，我们已经寻获到“周穆王西巡”史事被编纂的完整基础材料，其所不能成为信史的观念当然无以撼动。在这一逻辑严密的辨析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先生所言“读懂了一篇文章，要想想有没有人说的与此不同”的朴素治学经验中所包含的“读书得间”的功力。历史学家谢国桢曾说：“古人说得好，‘读书得间’就是从空隙间看出它的事实来，从反面可以看出正面的问题，读正史外，还要从稗官野史中搜集资料从事补订考证，这犹如阳光从树林中照在青苔上，斑驳的光亮可以多少反映出客观的现象，从而可以得出事实的一个侧面，然后取得内在的联系。积累了许多的专题研究，然后才能写出不是陈陈相因、抄撮成书的作品。”(18) 通过对“周穆王西巡”一则史料的辨析，冯先生曾痛彻地感悟道： 如果判断出成说之所以难以令人置信，是由于地理考证存在着牵合的因素，文献考证误把恍恍惚惚的“小说家言”当做信史，以及孤立的论证又忽略了历史条件，校正这点儿也许还不是最为繁难的工作。更为繁难的校正也许在于，不可信的成说之所以曾经获得相当长期的轻信，是由于民族“崇古”的非理性心理因素掺杂其间，因而有时自觉不自觉地转而滋生“饰古”的弊端，隐隐约约地抑制了对于历史真相进行探求的活泼生机。(19) 通过对一则史料的考证辨析，先生悟到某种“非理性心理”对于音乐史学研究的影响可能会抑制对于历史真相进行探求的活泼生机，这样深层的、学理层面的体验，这实在是非有“读书得间”的卓越休养所不能为的。正是从这里的感悟出发，先生做出了一个果敢的抉择，对杨荫浏先生的学术思想中的某些隐性倾向予以学术批评，成就了一桩20世纪末年中国音乐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学术大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