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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时代关于史料的重释需要转变研究理念 笔者最近拜读项阳先生的《接通的意义》和《以乐观礼》两部论文集，同样感受到他在史料研究上的一些新意。这种新意主要得益于他的整体治学理念的变化。在这些年的研究中，由于他开拓出关于中国礼乐制度“以乐观礼”的原创性研究视角，同时把握住历史上音乐作品需要活态传承的这一历史规律，从而对一些已经在经常使用的史料产生了许多新的解读。例如： 《论语·泰伯》有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从“以乐观礼”的视角来看，项阳先生首先注意到的是：“《诗》在相当的比重上礼乐为用，与仪式相须”，“《诗》应在王室之大司乐和诸侯国有司中活态存在”(20)。在上述这条材料中提及的诗、礼、乐，构成了周代礼乐教育的核心。“从三者关系论，通过不断进阶而形成整体，需分而治之进行学习。从最初学习乐语之诗，然后学习礼仪，最终由乐将乐语之诗与礼之仪式融为整体形态，学子们在乐与仪式的融合中感知与体味六祭(所谓天、地、山川、四望、先妣、先考)情感的仪式性诉求，体验群体性和谐，达到无以复加的仪式效果。任何个体都无法独自承载这种礼乐形态群体性、仪式性的整体内涵。”(21)这里，项阳先生将诗、礼、乐融为一体的礼乐形态和礼乐教育的总体特征所作的创新性解释，同传统史料研究中将诗、礼、乐作为三个独立概念的认知决然不同，使我们充分感受到周代礼乐教育活动的真确和教育内容的鲜活。 值得指出的还有，由于对于旧有史料的研究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学术信息，还可能拓展史料来源，并进而获得更加合乎逻辑的学术判断。项阳先生从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内涵出发，在对上述“兴于诗”一条材料做出新释的同时，发现邻接于该条史料的下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应当是与“兴于诗”的上文有着密切关联的内容，并由此颠覆了对于该条史料的传统点断方式。从《论语注疏》的疏证文字中可见，古人认为“兴于诗”之句是为“记人”，讲盛德立身之法。而“民可使”之句，言圣人之道深邃，人不易知也。由此，两条材料存在内在联系是十分可能的。而以往对于这两条史料的解释则是互相割裂的，在古代音乐史的史料著作中，甚或不收“民可使”之句作为音乐史史料。在项阳先生看来：“上一句所言(指‘兴于诗’之句，笔者注)是构成礼乐教育整体意义上的三个层次。把握住前面语意，方能体味孔子下一句是为一件事的不同层面，即礼乐教育实施问题。”(22)因此，他将这条材料的传统标点方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改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上文“兴于诗”句联系起来，“可解释为平民百姓如想以此进阶，则应鼓励并提供学习条件成就理想；不想以此进阶，也应让其明了礼乐制度和礼乐存在的意义，这是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具体显现。”(23)于此，我们再次感受到由于治学理念的改观，对于传统史料的认知会发生一些质的改变。 又如《周礼·舂官·大司乐》载：“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过去，我们只是将其作为礼乐制度建立的材料来处理。但在项阳君“以乐观礼”的理论视野下，他读出了“这乐悬具有礼器、重器、祭器之功用，因为只有符合身份者才能够依制按等级加以使用。在享有礼制的上层社会中，当乐悬为代表身份的重器之一不仅在庙堂(明堂、郊庙)，而且在朝堂既而进入厅堂使用；当乐悬不仅在祭礼中，而是作为主流乐器在多种礼仪形态中都有存在；当乐悬在制度规定性下不仅仅是天子，而是诸侯、卿大夫、士一级都能够普遍拥有，正是礼乐制度，这种普适性成就了金石之乐的辉煌。”(24)这里的重释，使我们看到礼乐制度的深层内涵是其用乐空间已经扩展到庙堂、厅堂，其普遍拥有的普适性是为金石之乐在先秦发展动因。 可见，创新的学术理念开拓了我们对于传统音乐史料的认识空间，在已有的音乐史料当中还有更多丰富的内容等待我们去发现、认知。 孙继南先生的史料研究路径“疑”“考”“细”“精”“信”，彰显的是传统研究方法；冯文慈先生史料研究中的“读书得间”体现出的是传统文化的治学境界；项阳先生调整治学理念所获得的对史料之重释，是史学理论创新层面的探索；笔者在对这些材料的学习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的史料研究方法都值得我们在新时期史料研究中重申、弘扬，这些理念的践行应当使我们史料研究中的“短板”得以补足。 (责任编辑：admin) |